《撒利克法典》(Lex Salica)是撒利克法兰克人习惯法的汇编，是反映法兰克王国建国前后（即5-6世纪）社会制度发展状况的重要历史文献。随着法兰克王国及其后的法兰西国家封建制度的日益发展，该法典的许多条文与现实社会生活之间的缺隙逐渐加大，法典的衰落已成必然之事。然而，让人们感兴趣的是，在经过漫长的消沉之后，从14世纪中期开始，《撒利克法典》的名字逐渐再次为人所熟知，法典的某些内容被赋予神圣的色彩，法典的政治地位日见隆崇并进而演化为一种政治神话，其结果对法国中世纪后期政治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那么，《撒利克法典》为什么会在此时发生如此重大的命运转折？重获生机的法典在其内涵上是否出现某些根本性的变化？该法典又是以何种方式影响法国中世纪后期的历史进程？对于上述这些问题，我国史学界目前尚无专门的论述。因此，本文试图利用国外学者提供的有关原始资料及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对《撒利克法典》在法国中世纪后期这段非凡的历史作一具体的阐释和分析，以期从一个侧面加深我们对法国封建社会史的认识。 一、中世纪前期《撒利克法典》的浮沉轨迹及其命运发生变化的历史契机 （一）《撒利克法典》在中世纪前期的历史浮沉 在讨论《撒利克法典》的后期历史之前，我们有必要概述它在中世纪前期的状况。实际上，自19世纪后期开始，西方史学界对《撒利克法典》的早期历史即已作了许多精细的研究，取得了一批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一般认为，《撒利克法典》最初形成于法兰克王国的开国君主、法兰克人的第一位基督徒国王克洛维（481-511年）统治末年，亦即6世纪初。在此时期，选自法兰克各部落的4位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显贵人物伊索加斯(Hisogast)、阿罗加斯(Arogast)、撒利加斯(Salegast)和伊多加斯(Hidogast)对萨利克法兰克人口耳相传的习惯法进行了汇集和整理，并在莱茵河东岸的拉特海姆(Ratheim)、萨利海姆(Saleheim)和维多海姆(Widoheim)等地先后召开三次会议，讨论并最终确定了法兰克人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所应遵循的基本法律准则，共65章，此即《撒利克法典》。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撒利克法典》的构成出现了两次较大的变化：在克洛维去世后不久的某一时期，法典的正文前增加了一篇序文，其主要目的是强调并巩固正统基督教在法兰克王国中的地位；查理大帝统治后期，即9世纪初，法典的内容又扩充了35章，使法典的全文由初始的65章增至100章，所增补的内容主要是当时流行的一些教会法规和牧师会条例（注：关于《撒利克法典》在查理大帝时期所增条文的数目，在中世纪中后期时即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是33章，亦有人认为是39章，但这两种说法所依据的法典抄本目前均不存于世，故无从考证。参见科莱特·波纳《一种观念形态的诞生》Colette Beaune,The Birth of an Ideology，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1、253页。）。从文献价值角度看，查理大帝时期的法典（即“加洛林朝版本”）所增补的35章内容并无太多的实际意义，在反映现实社会生活诸关系方面，它远不能与法典原有的65章条文相比。因此，在当今的西方史学界，《撒利克法典》一般都是指克洛维时期的版本（即“墨洛温朝版本”），而不包括以后增加的那些条文。 《撒利克法典》虽成书于6世纪初，但当时的编年史著作对这部法典的关注则显得相当滞后，只是在大约一个半世纪以后，即660年左右，以“佛莱德加”(Fredegar)之名义所编纂的《法兰克人史》(Gesta Francorum)才首次较为详细地记述了《撒利克法典》的有关情况（注：“佛莱德加”是中世纪时期人们给《法兰克人史》的三位无名编者合起的一个名字。美国史学家汤普森对这部《法兰克人史》评价极低，认为它已“堕落为一部大杂烩”，而且讹误百出，记载离奇。见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19-220页。）。但此书可信度不高，不仅荒于考证，而且颇多杜撰附会之事。在这部编年体史书中，作者编造出一位实际上并无其人的法兰克人“第一位国王”法拉蒙(Pharamond)，并煞有介事地将其统治时期定在公元3世纪初，同时将两个世纪以后克洛维时期的《撒利克法典》的编纂情节移植到所谓的“法拉蒙时代”，具体描述了“王国”的4位显贵人物在莱茵河东岸开会并以文字形式将《撒利克法典》编写成书的经过。从历史编纂学角度而言，佛莱德加的《法兰克人史》遗毒颇为深远，其荒诞不经的治史习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世纪编年史作家。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法兰克人史》对《撒利克法典》所作的那种虽是错误迭出但却异常生动的描述确也具有长远的政治意义：它不仅把法兰克人王朝国家的兴起与法兰克人立法的开端联结在一起，而且在法兰克人的第一位国王与法兰克王国的第一部法律之间建立起一种密不可分的联系。这或许是《法兰克人史》的作者们所未曾料及的。 公元8世纪时，一位佚名作者编写了一部《法兰克诸王本纪》(Gesta regumFrancorum)。在记述《撒利克法典》的编纂经过时，作者基本上全盘承袭了佛莱德加的《法兰克人史》中的有关内容，其中唯一的差别就是，在这本书中，作者将汇编法典的4位显贵人物改称为王室“顾问”(conseillers)。这一看似漫不经心的变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社会制度变革和王权日益成熟的客观状况，即政治权力集中化趋势渐渐动摇并抹去了人们对数百年前“民主社会”的某些残留的记忆（注：参见科莱特·波纳《一种观念形态的诞生》，第247页。）。 从9世纪开始直至11世纪末，《撒利克法典》的历史进入一个长达3个世纪之久的沉寂时期。在此时期所出现的一些著名的编年体史书均对《撒利克法典》保持沉默。在随后的约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即12世纪初至14世纪初），《撒利克法典》的命运又重现一丝生机。12世纪初，多明我会修士西热柏·德·让布鲁（Sigebert de Gembloux,1030?-1112年）在其《编年史》(Chronographia)中花费较大的篇幅转述或直录了佛莱德加《法兰克人史》中有关《撒利克法典》的全部内容；另外，在此书中，让布鲁对法典的编纂史也作了一些小小的修改，他认为，讨论并制定《撒利克法典》的那三次会议是由王室主持召开的。在让布鲁的笔下，王权与法典之间的关系又向前迈进了一步。14世纪初，另一名多明我会修士贝尔那·基（Bernard Gui,?-1331年）在其编年史著作《流年之花》(Flores Chronicorum)中借用让布鲁的材料，对《撒利克法典》作了大同小异的描述（注：法国国家图书馆，MS latin（拉丁文抄本）4985，第4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