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希特勒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政治对手，都没有否定过这个事实：到1933年1月，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的德意志人，都是支持纳粹党以及它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当时任何其他政治派别的德意志政治家都没有达到或接近过这样高的支持率。 当人们注意到纳粹运动的追随者中不仅包括了来自“新”、“老”中间等级的群众，而且也包括了来自其它社会各阶级、阶层、教派的群众时，就不难看出纳粹运动“独裁式大众聚合化运动”的特点。事实上，希特勒要在这个时代里夺取政权，并实现他对内建立法西斯极权独裁统治、对外夺取“生存空间”的目标，不仅需要组织起中间等级的反民主队伍，而且本身更需要组织起一个具有更大包容性的社会联盟，来作为他采取行动的手段。这个社会联盟就是纳粹主义的“民族共同体”。 纳粹主义的“民族共同体”是专为这样的人设计的，这些人在现代化进程中，一直在不断忍受着日益增长的孤独之苦，因而渴望在日常生活中，能过上“令人愉快的集体生活”。这种“共同体意识”，不仅具有否认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的反马克思主义功能，而且也具有否认工业化社会中多元利益冲突现实性的功能，因而本身也具有反民主主义、反自由主义、反共和主义的性质。但是，在1929-1933年的大危机年代里，德意志社会对这种“共同体意识”的需求竟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纳粹党能成功地通过对这种意识的强调，召集到广泛的群众队伍，来实现它所要达到的目标。对于这种因果关系，人们只能从德意志现代化的长期进程中，从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发展中去寻找。 一、“共同体意识的起源 “共同体意识”的最初来源是与19世纪德意志现代化的快速进程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工业化所带来的异化感受联系在一起的。这场现代化不仅导致了向资本主义工业新生产关系的转变，而且也带来了传统价值标准的动摇和旧有社会联系的崩溃。 在这场“社会大裂变”中，客观世界以比主观想象的行为模式快得多的速度变化着，个人在旧有的社会中失去了传统的法规，而又没有能在这个新的社会中获得一种安全地位。伴随着德意志快速工业化的成果一起来临的，还有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现代阶级的形成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在没有来得及从政治上战胜容克贵族阶级的情况下，又面临了工人运动的挑战。在强大的产业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同时，社会中间层却经历了一场分裂化和非统一化进程的加速，因而也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过去市民阶级自由主义运动中的民主进步因素，在1848年革命后的年代里，逐渐地被挥发掉了，而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种现代主义的共和主义，它是将共和国理解为与君主制相反的民主主义和社会自由的国家的，但这种共和主义已不是形成于资产阶级之中，而是形成于反对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统治的德国工人运动以及力量日益壮大的社会民主党之中了，因而也使所有的占有者阶级的神经都紧张了起来。 在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厌恶和对工人运动的恐惧之中，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控制问题提出来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讲坛社会主义”理论家们为威廉帝国传统的君主制独裁提供了这种证明：“强有力的国家当局，是能够使个人赢利追求的结果和谐地协调起来的。”（注：曼弗雷德·赫特林：《什么是社会史？》，慕尼黑1991年版，第296页。）这种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确切地讲，促进的只是一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发展，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文化共同体”的思想发展起来。这种思想尽管带来了现代福利国家政策的起源，也反映了部分理性的现代主义思想路线，但是，这条路线在当时仍然首先是为维持威廉专制帝国对这个正在发展着的多元化社会进行“自上而下”的控制服务的。不仅如此，这种思想还同时助长了一种“阶级和谐论”，它在工人运动内部导致了一种“阶级合作主义路线”，并极大地影响了社会民主党主流派在帝国晚期和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政治方向。而在知识界右翼保守主义的阵营内部，这种“阶级和谐论”却转而发展成一种“无阶级论”和“反阶级斗争论”的反现代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保守主义的社会学家菲迪南·特尼斯。 特尼斯在他1887年出版的《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集中地反映了受到两极分化威胁、丧失了社会地位安全感的德意志中间等级对现代化进程的抱怨。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异化感受，导致的却是对过去的非现代性社会特点的追念之情。与“讲坛社会主义”理论家们不同的是，在这种感情中，他头一次公开地将臆想中的“无阶级冲突”的过去、“农业文化共同体”，与现实存在的“工业阶级社会”，作为一对反命题提出来了。他是这样来描绘过去那个非现代性的社会的：“在这个农业文化共同体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日益增长的统一，各部分是有组织地进行协作的，因而也是一个人类家庭温暖的世界。它是通过和睦一致、习俗和宗教来巩固的，也是建立在人的本质愿望的基础上的。这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和秩序才代表着必然的永恒和进步，而且也唯有在这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和秩序中，民族性和它的文化才能得到保持。而阶级斗争毁灭着国家，它使整个民族文化在社会文明中变味了，所以，文化也在不断变化着的文明中濒于死亡。”（注：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慕尼黑1968年版，第145页。） 事实上，被特尼斯美化了的这样一种“共同体”从来就不存在。因为就是在那个早已过去了的农本经济的时代里，也一直存在着阶级剥削、压迫和阶级冲突，存在着疾病、早夭、饥饿、战争、人身依附性与屈辱。然而，在他的笔下，出现的却是一个过去充满感情、无限美好的“共同体”与一个现今冷酷无情、不堪忍受的“契约社会”之间的对立，他甚至声称：“这个天然的人类共同体已经受到子一种非自然的阶级社会的威胁。这种发展是令人不愉快的，因而必须加以阻止。”（注：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慕尼黑1968年版，第1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