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事件后，澳大利亚和美国精诚合作，共同谱写了西南太平洋地区反法西斯战争的新篇章。战时澳美关系不仅是战时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反法西斯国家携手合作的典范。遗憾的是，战时澳美关系尚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迄今为止尚无专文论及。笔者不揣浅薄，就此初步讨论，以求教于史界同仁。 一、澳大利亚从依附英国转向依附美国 1939年9月希特勒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战争初期，以欧洲为核心的战争强化了澳大利亚人“为英国而战”的忠诚意识。9月3日，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在广播演说中宣称：“由于德国入侵波兰的既成事实，英国已对德国宣战，澳大利亚随之也进入战争状态。”（注：加里斯·伊文斯，布鲁斯·格兰特：《澳大利亚对外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上》(Gareth Eva-ns,Bruce Grant,Australia's Foreign Relations:in the world of the 1990s)，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这意味着澳大利亚的战略利益从属于英帝国的战略利益，由于英国对德宣战，澳大利亚“自动地”处于战争状态。孟席斯在外交上是个极端亲英的人物，他曾公开声称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列颠人”，他的外交政策差不多是由伦敦制定的。1939-1941年间，孟席斯积极主张制定统一的帝国外交原则，反对加拿大、南非和爱尔兰的分离主义倾向。 正是出于对大英帝国的忠诚，孟席斯呼吁澳大利亚全力以赴援助英国。“英国的削弱就是我们自身的削弱”。（注：加里斯·伊文斯，布鲁斯·格兰特：《澳大利亚对外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上》(Ga-reth Evans,Bruce Grant,Australia's Foreign Relations:in the world of the 1990s)，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从1939年起陆续编入英国军队的澳大利亚远征军，在希腊本土、克里特岛、巴勒斯坦和托卜鲁克等战场浴血作战，屡建奇功。英澳两国士兵的并肩作战和默契配合，是英澳传统关系在战场上的折射。此时对澳大利亚来讲，战火毕竟燃烧在欧洲，日本的侵略还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想。在此情况下，英澳传统关系依然密不透风，澳美关系难有发展。 1941年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远东局势骤然紧张，澳大利亚正处于日本南侵的锋线之上。1942年1月4日，日本第4舰队对澳大利亚领地新不列颠岛的腊包尔狂轰滥炸；1月20日，澳空军第24中队8架飞机在与日机鏖战中遭受重创，被迫撤回本土。2月15日，新加坡失陷，澳军1789人阵亡，1306人受伤，1.5万人被俘，师长贝内特权率少数残部经爪哇乘船返抵澳大利亚，澳第8师全军覆没。2月19日，日军先后以188架和54架舰载机轰炸澳北部重镇达尔文港，码头、机场均遭重创，整个战争中，澳大利亚沿海城镇共遭受到62次空袭。（注：李巨廉，王斯德主编：《亚太地区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斗争（1931年－1945年）》，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301-302页。）新加坡战场的失败，无情地粉粹了“英澳情结”中所谓英国保护的神话，而且澳大利亚在新加坡损失了近1个师的兵力，这使许多澳大利亚人确信，英国军官是笨拙无能的。美国人在菲律宾所进行的抵抗和英国人在新加坡的惨败相比，使他们越来越把得救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注：威廉·哈代·麦克尼尔著，叶佐译：《美国、英国和俄国：他们的冲突与合作1941-1946》，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36页。） 其实，英国根本无力保护澳大利亚。早在1939年欧洲形势恶化之际，英国就已决定把保卫本土和贸易通道放在首位，而希望美国承担起保卫远东（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责任。1941年初，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已经确立了欧洲的陆上霸权，英国虽从纳粹空军持续的狂轰滥炸之中得以幸存，但通过战争，它在军事上的孱弱已暴露无遗。对于英国的远东利益，包括它在太平洋的自治领的安全，只能仰赖“山姆大叔”的庇护了。1941年初，即英美参谋会谈之前，英国的立场是，美国应当肩负起保卫太平洋和澳大利亚水域的责任，新加坡应划入美国战区，英国将全面负责大西洋。1月29——3月29日，英美举行了正式的参谋会谈，基本上达成了“大西洋第一”的战略共识，但在太平洋及远东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国人不愿担负起保卫“英帝国之一部分”的责任，只同意负责赤道以北最西远到关岛，赤道以南最西远到斐济的防御，在此界线以西，包括菲律宾在内都属远东，美国海军不想承担负责。（注：徐蓝：《评1941年英美参谋会谈》，载《历史研究》，1992年第6期。）这意味着澳洲安全被搁置起来，英美主要集中力量打败希特勒，在远东只是维持守势。实际上直到1942年5月澳政府对这个“大西洋第一”的战略仍一无所知，编入英国主力的澳大利亚远征军，高峰时达到9万余人，此时继续由英国将军指挥和调遣，转战中东、北非、希腊和克里特等各大战场。他们是在为英国而战，但在澳本土防御上，丘吉尔的态度竟是这样的：“即使澳大利亚沦陷了，一俟敌对状态结束，他就会获得解放”。（注：罗素·华德：《澳大利亚20世纪史》(Russel Ward,A History of Australia:the Twentieth Century)哈珀和劳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251页。）这种必要时就牺牲澳大利亚以维持英帝国长存的自私想法是澳大利亚政府断然不能接受的。 在英美首脑举行“阿卡迪亚会议”期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适时地调整了外交与国防政策。英国战略上的软弱，造成帝国整体防务与各自治领本身防务之间的实际利害冲突。在英国无力保护澳大利亚本土安全的态势下，澳大利亚只能寻求美国的保护。1941年12月27日，新上任的澳总理柯廷在《墨尔本论坛报》上发表了题为《未来的任务：迎接1942年》的新年祝辞，提出澳大利亚既已投入反法西斯战争，就应在军事上逐步摆脱单纯依靠英国，外交上唯英国马首是瞻的局面，他说： “我毫不讳言，澳大利亚指望着美国，这对我们与联合王国的传统血肉关系丝毫也没有损伤。我们明白英国面临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知道，澳大利亚有可能崩溃，而英国依然能够坚持下去，因此我们决心使澳大利亚不至于跨掉，将竭尽全力制定出一个计划，以美国作为这个计划的基石，使我们自己获得抗战的信心，直至战争的形势转向对敌人不利的时候。”（注：罗宁·克拉克：《澳大利亚简史》(Manning Cl-ark,A Short History of Australia)，澳大利亚麦克米伦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2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