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初期，亦即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一段时期，是东亚历史上经历重大转折的非常时期。此前，东亚地区是一相对独立存在的国际社会：中国文明处于中心地位，朝贡是相对稳定的国家关系纽带。但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对外殖民扩张，最早是在中国发生了鸦片战争，随后日本、朝鲜也面临列强叩关的危险。从文明史的角度看，西方强大的近代文明随着坚船利炮汹涌东来，出现了东西方文明冲突融合这一东亚文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历史现象。受此冲击，中日之间原有的儒教华夷文明史观性质的相互认识及现实关系，也不得不被纳入全球范围内重新审视和排列。而从日本自明治维新起以“文明开化”等国策实现民族独立及至走上“脱亚入欧”之路，一直到“大东亚战争”爆发，某些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分子叫嚣要完成统一“东西文明”的使命，由日本最早于东亚实现近代化并在东西方文明中处于“特殊位置”而生发的优越性文明史观，一直就是形成和规定近代日本的对外认识、国家使命乃至战略走向的深层线索之一。剔抉这一线索无疑对我们把握近代中日关系格局的形成和特质会有所裨益，同时对展望未来的两国关系和更广泛的世界政治模式亦可提供一些借鉴。 一、一元论西方文明史观与“脱亚入欧” 近代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走上了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在东亚率先实现了民族独立，但同时，在19世纪末以前即很快就步入了对外扩张、侵略邻国的军国主义之路。这两条道路，亦是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4-1901年）所谓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使日本“脱亚入欧”的“文明”之路。下面从福泽一生思想轨迹的角度出发，究明其对外层面上的中国观及政策论的思想史基础。 1875年福泽谕吉所著《文明论之概略》一书，可以说是标志着日本近代知识阶层突破了此前传统的儒学华夷观而开始以新的世界观——资产阶级文明史观来观察和认识世界。此书在阐述近代文明的意义、作用方面也有其明确的时代进步意义，但就对认识中日关系而言，也带来了以下两点潜在的负面影响：(1)受基佐《欧洲文明史》和巴克尔《英国文明史》中“单线式文明发展理论”的影响，福泽将欧美各国的西方文明形态视为具有普遍标准意义的文明，据此他站在西方国家体系的立场上将世界划分为野蛮（非洲、澳洲）—半开化（中国、朝鲜等）——文明（欧美）的国家序列。中国先是被划入半开化，后来则被划入野蛮国家之列。这种一元论文明史观极大地左右并限定了他认知中国的方法，以至于他后来站在日本率先达成“文明”的优越立场上，以西方看待早期亚洲的图式提出了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皆是文明对野蛮之战的谬论。(2)福泽在书中多次提到中国的落后和日本在吸取西方文明方面的优越性和先进性，而使中国“蒙昧落后”的儒学也正是妨碍日本“文明开化”的原因。福泽认为：文明的外形易取而内在精神难求，提高国民的智德水平，造就独立自尊的近代型市民是实现“文明”的根本条件，但儒教及其观念却正是扎根于日本国民中的封建意识和习俗的核心。福泽站在“文明”的立场竭力主张扫除日本国内儒教影响，后期则主观臆断地以“儒教＝中国文明”的公式，沿用“文明主义→反儒教主义→打倒儒教宗主国”的逻辑推导，把认识论中的分析概念等同于所谓拒绝文明开化历史趋势的保守固陋的实体国家。可以说后来他构想“脱亚”的思维范型在此已见端倪，即作为其形势政策论结论的“脱亚论”的理论基础，则是此思想结构论的“文明史观”。 随着日本吸取西方文明的成功展开，福泽在1870年代末至1880年代初逐渐以“文明的日本—未开化的中国、朝鲜”这一公式把日本自我规定为“东洋文明之魁”，提出了日本“东洋盟主论”（注：日语“东洋”的概念，泛指土耳其以东的亚洲各国，特指亚洲的东部和南部，与“西洋（欧美）”一词相对，因翻成汉语时对应词不一，故不译。），宣称“方今东洋列国之中，作为文明中心并堪任盟主以挡西洋诸国者，舍我日本国民又其谁也。必须觉悟保护亚细亚东方是我责任”（注：〔日〕福泽谕吉：《时事小言》，《福泽谕吉全集》(5)，岩波书店1960年，第95页。），对中国朝鲜可以“以武保护之、以文诱导之，必速使其效我进入近时文明。不得已之场合，亦可以武力胁迫其进步”（注：〔日〕福泽谕吉：《时事小言》，《福泽谕吉全集》(5)，岩波书店1960年，第95页。）。这就是说，在文明进军中走在前列的日本肩负有使邻国“文明化”的使命，为此进行武力干涉也在所不惜。在朝鲜1882年“壬午事变”和1884年“甲申事变”中，日本遭到重挫，福泽热望的通过扶植朝鲜“开化派”使之走上“文明化”道路的计划破产，于是他迫不急待地鼓吹应出兵朝鲜，侮蔑朝中两国是野蛮国，声称“我们的政略是文明开进的政略，兵也是文明开进的兵”（注：〔日〕神泽谕吉：《朝鲜政略》，《福泽谕吉全集》(8)，第259页。），强硬地主张对中国开战。以上事件的刺激，再加上同期清朝在中法战争中失败的影响，福泽终于在1885年提出了著名的“脱亚论”，以其文明史观的思路解释便是：在今日的世界上，不采纳西洋文明便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而中国、朝鲜固守古老的传统，因而不能维持独立，其领土势必为世界文明国所分割；日本所应采取的政策是不能再等待邻国的开明来共谋大业，不如脱其队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按照他们对待中朝的办法来“处分”邻国。 被喻为“福泽纲领”的“脱亚论”彻底清算并抛弃了历史上东亚文明圈内各国固有的联结传统，为10年后日本发动甲午战争首先在思想上、舆论上作了准备，战争则可被视为这一理论公式的实践结果。1895年，日本终于发动战争时，福泽进行宣传所使用的仍大体是10年前“脱亚论”的观点。在《日清战争乃文明野蛮之战》一文中，他把侵略美化为谋求文明开化者与试图妨碍进步者之间的战争，声称：“这次战争虽是日清两国的争斗，实际是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的战斗，其胜败关系到文明日新的气运”（注：〔日〕《福泽谕吉全集》(14)，第444页。），是“为人类的进步和文明的幸福而履行至当的天职”（注：〔日〕《福泽谕吉全集》(14)，第500页。）；日军屡屡得手也被解释为“利用了极其精巧的文明武器和文明战略”（注：〔日〕《福泽谕吉全集》(15)，第13页。）的结果，及至日本取胜又欣叹“邻国支那朝鲜现在皆包罗于我文明之中……”（注：〔日〕《福泽谕吉全集》(18)，第637页。），从而为整个战争的过程和结果抹上了一层浓重的“文明”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