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的革命 以研究法国大革命期间农民问题著称的法国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在其博士论文《法国革命时期诺尔省的农民》及其它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著中，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统计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法国革命的范围内存在着一场就其起源和进程，危机和结局而言都是独立的农民革命。”（注：王养冲：《阿·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论丛》，华东师大出版社1984年第26页。）农民革命的要求与大革命带给农民的结果一致，即废除封建权利、贵族特权及获得土地。因此，大革命对法国农民来说，是一场社会革命。托克维尔在其《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以令人信服的材料和缜密的分析向人们证明，虽然“对土地的占有欲在农民身上点燃了全部激情”，但促使农民革命的主要原因，不是对土地的热爱，而是包括什一税、地租和土地买卖税在内的“土地奴役”，及其它封建权利所带给农民的巨大痛苦。（注：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6页。）两位学者的看法各有侧重，勒费弗尔偏重农民的土地要求，托克维尔更着重封建权利对农民的盘剥。其结论的共同点是，正是这些维护自己经济利益和自身生存的基本要求，使法国农民从一开始就介入了资产阶级领导的大革命，而农民群体的介入不仅最终导致封建制的彻底废除，而且赋予这场政治革命以社会变革的深刻内涵。 毫无疑问，法国农民群体的大部分在法国向现代社会转化的政治革命序幕中充当了高度革命性的角色。那么是什么促使法国农民变成革命者？千百年封建制度的剥削与压迫固然是农民造反的主要原因，但在以往漫长的苦难岁月中，农民一直是传统社会中逆来顺受的保守力量，他们在历史转变时刻变为积极的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必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 一般说来，整个社会向现代的转型对农民产生两种重要影响，一是加深了农民的苦难，二是提高了农民的期望值。就第一点而论，实际上从中世纪末期以来，法国农民经历了一个从残余的农奴制压迫中逐渐挣脱出来的解放过程。贵族的领主权利逐渐受到削弱。领主法庭及为领主服徭役的现象在各地几近消失，农民对领主的人身依附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发生的另一场涉及农民社会地位的变革，是许多农民“不仅不再是农奴，而且已成为土地所有者。”（注：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5页。）英国农学家阿瑟·扬在革命前夕游历法国时对许多土地为农民所有的现象感到震惊，惊呼“这种形势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注：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7页。）农奴变为自己拥有土地或租种地主土地的农民，对于农民自身的观念发生深刻的影响。当他们还处于领主的统治之下时，封建权利对他们来说并非不可忍受，因为他们觉得国家制度如此，天经地义。可是一旦农民成为自由人，而贵族又除享有免税权和其它封建特权，而不再行使维持乡村秩序等社会职责的时候，这种因封建特权而时时处处发生的领主对农民的盘剥，诸如征收市场税、路桥税、磨房、压榨机和烤炉的使用税等等就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特别是旧制度末期，特权等级不纳税，国家危机的负担，大部分转稼到农民身上，仅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直接税就增加了28%（注：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4页。），革命前的两个世纪内，军役税增加了10倍（注：托克维尔，前引书，第161页。）。此外随着农村中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增长，领主们侵占集体权益，吞并公社公有土地的事情时有发生，十八世纪的物价上涨，又使农民所承受的实物地租和实物什一税实际价值增加，领主捐税的压力加重。1788-1789年的农业危机如雪上加霜，使得原本在各种重压下挣扎的法国农民的处境更加恶化。“农民不再承受其先辈所遭受的全部苦难，但他却经受着其先辈闻所未闻的许多痛苦。”（注：托克维尔，前引书，第161页。）这样一来，在革命前夕，无论是农民实际承受的物质上的苦难还是他们感受到的心理痛苦都空前加重了。 如果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仅加剧了农民的痛苦，而没有提高他们的期望值，那就不可能在政治上有重大意义，不可能在农民这一最沉闷保守的社会群体中出现革命的态势。实际上，农民在逐渐实现人身解放的同时，对自身状况的认识也在提高。当部分农民获得土地时，不仅他们自己内心油然而生出一种独立感，自豪感，其他无地农民也受到鼓舞，觉得总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一小块土地的主人。占有土地的欲望因而大增。再者，随着农村中商品生产的萌动，农村的封闭性有所减弱。新鲜的外部世界的事物及各种时代思潮从各种渠道或多或少地渗入农民中间，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不仅意识到自己遭受的物质贫困与痛苦比社会其他人更多，而且认识到这一切不是天经地义，他们可以设法消除这些苦难。这种意识的本身就具有非常强烈的革命性。特别是1789年三级会议选举前夕，以资产阶级为领袖的第三等级的各种小册子、檄文、论著、讲演、招贴等等遍及城乡，陈情书的全部起草过程就是一次革命的发动。农民为举国上下骚动着的革命氛围所感染，情绪昂奋地诉说自己的苦难，他们郁积已久的不满、仇恨、嫉妒和激情被深深地触动了，震撼了，要求改变现状消除苦难的期望也因而大大提高，农民群体中所蕴藏的极大的革命性就这样被启发调动起来。当农民眼见他们寄予国王和三级会议来减少自己的苦难的殷殷期望化为泡影时，他们以往所蒙受的一切苦难，他们对旧制度的一切不满和他们对未来的美好希冀全部化为一次自己解放自己、目标指向封建制度的实实在在的农民革命行动。农民革命是法国大革命中不可缺少不能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农民和资产阶级一道在这场革命中埋葬了旧制度，推动了新的社会的到来。 二、农民的保守 由农民的生产方式、经济利益和社会历史地位所决定，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化的进程中，农民既可以充当具有高度革命性的角色，又可能成为极端保守的社会集团。“极端保守的农民形象和作为革命力量的较为现代化的农民形象是同时并存的”。（注：塞缪尔·享丁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286页。）在法国大革命中，农民在乡村里造反、抗缴租税、什一税、焚烧封建法律文件，摧毁贵族经济的同时，也显示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敌视。他们在乡村中恢复自由放牧的陈规旧习，破坏被圈占的土地，收回被瓜分的公有土地。1793年，以政府征召三十万大军为导火线，在西部各省，特别是旺代，普瓦图等农业商品化尚未渗透进去的地区，农民、随后也有贵族和教士参与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反对革命的叛乱。接着农民又把攻击目标转向资本主义，反对各种资产阶级分子，如实行土地收益分成制地区的承包人、谷物批发商、国有财产获得者，以及散居在旺代省中心地区的商人和制造工业主等。叛乱农民虽不是王党分子，也不是旧制度的拥护者，但他们顽强地抵制城市的影响，抑制资本主义的渗透，抑制大革命。正如勒费弗尔所指出的那样“农民革命是一把双刃的利剑。”（注：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13页。）在刺向封建制度的同时，也在砍伐资本主义的萌芽。不过当时农民与封建制度的矛盾是最主要最基本最尖锐的社会对抗，农民小生产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还处在若隐若现的朦胧状态中，因此，大革命时期，农民的革命性进步性占主导地位。大革命以后，不仅封建制度封建权利不复存在，许多农民在革命以前不完全的土地所有权得到承认，而且革命又制造出为数众多的小农。农民的主体不再是在封建枷锁下挣扎，忍受超经济强制剥削的租地农，而是实实在在地拥有小块土地所有权的小私有者，尽管大多数农民拥有的土地非常狭小，甚至不足以维持其家庭的生计，但是农民身份和地位的这一本质性的变化足以使他们的社会要求发生根本性改变，农民在其要求基本得到满足后，他们就从要求进行革命，转为主张恢复秩序，农民群体相应地从变革现存制度的革命者回归为抗拒任何变迁的保守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