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保加利亚社会剧变以来，历史科学也像其他学科一样，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一方面，由于档案开放和取消了“禁区”，公布了大批文献史料，出版了大量史学书籍，从而活跃了沉闷而又枯燥的历史科学；另一方面，鉴于不同的党派利益和政治利益发生冲突，历史科学同样呈现严重的扭曲和变形。 历史科学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1)像修改国名、国旗、国徽、国歌、国庆纪念日和宪法一样，修改历史教科书，实际上是恢复二战前或更远年代的做法：(2)重新评价近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科学及其成就；(3)在几个政治色彩较浓的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一、历史科学的变化：从意识形态化到政治化 在社会主义时期，保加利亚的历史科学也跟其他人文科学一样，受到执政党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党的理论部门要求历史学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历史和评价过去。而且，那时史学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经济史和社会阶级史上，用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进步的”观点来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因而，在战后年代里，一些历史学家被扣上“没有改造好”的帽子，遭到不公正的批判，失去了工作。他们的著作被斥为“资产阶级的”。而取代他们的是一批“忠于党”的新一代史学工作者。对过去历史的解释被视为“党的权利”和“任务”，历史学家要在“史学战线”上开展意识形态的斗争，“为党服务”。 党的理论和政策直接影响到史学的发展。总的说来，过去对保加利亚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干预要比对近现代史的少得多。曾经强制史学家收集证据，论证中世纪保加利亚也存在西方式或古典式的封建主义；曾把“阶级斗争”作为万能的钥匙诠释包括宗教运动在内的任何历史现象；曾对历史上的保加利亚——俄罗斯关系持百分之百的肯定态度，等等。 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被作为解释和判断社会发展各个方面，以及一切事件、人物、组织机构和历史分期的唯一标准。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人打着这个学说的旗号，从“左”的方面对保加利亚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制度和国家管理作出了激进的批判。用“革命的”和“进步的”或“反动的”和“落后的”标签随意贴到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上面。历史上保加利亚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甚至20年代初农民联盟领导的政府及其进步改革措施至多也只被认为是“半途而废的”、“不彻底的”、“不成熟的”。似乎除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外，就不存在其他的革命。 实际上，是保共的观点和党史文献资料成了评价资本主义时期历史不可替代的标准，成为撰写历史书的裁判长。例如，过去的高中历史课本就类似一部通俗党史的缩写本。该课本设本如下章节：“保加利亚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开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保加利亚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发展”、“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保加利亚的影响”、“1923年9月反法西斯人民起义”、“格·季米特洛夫——反法西斯斗争的组织者”等。课本几乎没有关于保加利亚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内容。 长时期内，左倾观点和做法统治着保加利亚历史科学。尽管这些观点不是历史学家个人的思想或信仰，但由于条条框框的束缚，他们不得不作出违心的解释或评注。从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出发，历史事实被颠倒，历史人物遭诋毁。有的事实被改变了原来的面貌，有的作出了不符合事实的解释。任意宣布某些历史人物为“独裁者”和“法西斯”，人为地划分某些民族民主革命者的“功过”，将其生平分为前期和后期，等等。 可以说，对保加利亚历史的评价完全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或个别领导人说了算的态度。执政党及其主要领导人说的，就是“正确的”、“肯定的”，而不看过去史学是怎么肯定的或否定的。历史严重失去了它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近几年来，随着多党议会民主制、新闻自由等民主化进程的实施，很自然地出现了全面重新评价保加利亚历史，特别是现代史的热潮。1989年剧变后，保加利亚历史科学同国家的经济危机相反，呈现出一派繁荣而又混乱的景象。说它“繁荣”，是指出版了各种不同版本不同作者的历史著作；说它“混乱”，是说各种观点各种劣质的书畅通无阻。总的说来，大批学术著作同读者见面这是一种喜人现象。据粗略统计，近7年来保加利亚出版的通史和专题史不下20种。其中较重要的有：《保加利亚中世纪编年史》(1990)、《保加利亚史纲》(1992)、《保加利亚史文选1944-1948》(1992)、《保加利亚史简编681-1878》(1992)、《保加利亚史札记1878-1944》共3卷(1992)、《保加利亚史1878-1944》(1993)、《保加利亚历史》(1993)、《保加利亚人民史简编》(1994)、两卷本《保加利亚通史681-1960》(1995)、《保加利亚史料汇编1878-1944》上下卷(1995)、《11-15世纪保加利亚军事史》(1995)、《保加利亚外交史1879-1913》(1995)。 综观这些著作，重新评价历史事件、人物和组织机构是一大特点。作者们对阶级斗争史和社会主义革命史及同它们有关的历史人物的兴趣在锐减，而对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发展、文化、宗教、民族，以及这一时期的政治领袖的注意力却显著增长。因此，大批回忆录和政治传记问世。 这样，新的历史课题不断提出来了，并开始形成专题研究。过去的阶级斗争史和革命工人运动史等题目已无人问津，而纯史学传统课题，像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国家史、外交史和军事史等保留下来了。但是，这些课题正在摆脱迄今的教条主义和公式化，而补充了人口学、统计学、民族学等领域的新材料，历史书籍的结构和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