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制度改革是战后日本民主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日本有史以来伴随着法律变化而发生的空前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观念上的变革。由于家族制度改革的实施，使民主化得以贯彻，最终完成了因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而被大大延误了的社会改革任务。 一、日本战后民主改革的艰巨任务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经济领域迅速实现了近代化，但是在社会领域，尤其是在家族制度方面却保留了浓厚的封建色彩。正如“和魂洋才”这一口号所表示的那样，日本人一直热衷于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而强烈拒绝西方的民主、自由观念。经过明治民法所确定的以“家”为核心的家族制度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但总的说来，它保存了大量封建残余：家长权（即户主权）、家督继承制、男尊女卑是其核心与支柱；强调“家”的纵式延续，在“家”中，户主作为家长具有绝对权威；在夫妻关系与父子关系上，强调妻对夫、子对父的绝对服从，由此使家族内部存在严重不平等。这种家族制度是束缚日本人的精神枷锁，影响和制约了整个近代日本历史的发展。 家族制度的延伸与扩大，导致日本特有的国家主义泛滥成灾。明治政府和后来的军国主义政权将传统家族制度引入国家统治中，即把皇室作为臣民的总本家，把天皇作为臣民的家长，把国家的主权喻为家长权。在政府和一些御用文人的鼓吹和宣传下，一国即一家、君主即父母的家族国家观日益深入人心，天皇理所当然地成为日本万民之父，从而构成了所谓天神——皇祖——天皇（父）——臣民（子）这样的统治结构，使近代日本政治具有明显的家族主义特征。封建家族道德被天皇制国家所利用，作为日本传统道德核心的孝与服从，成为忠孝一致、忠君爱国的家族国家观的基础。家族国家观对日本人造成精神上的毒害，人们将自己作为天皇的赤子，认定自己的所做所为都应向天皇尽忠。日本的家族制度与家族道德在政治上助长了天皇专制主义集权统治，在军事上为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权利用忠君爱国、忠孝一致的思想意识轻而易举地实行战争动员创造了条件，这是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极具疯狂性的深刻社会根源。 战前日本的家族制度在经济上阻碍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财阀是日本传统家族制度与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发展互相结合、渗透的突出范例。大大小小的财阀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以家族为基础，比如，财阀按照旧商人家族中的本家——分家——别家的序列，实行财阀总公司——直系公司——旁系公司的体制，使财阀形成金字塔型的企业统治机构。财阀家族在财阀企业中发挥着如下作用：不仅居于金字塔顶峰的持股公司及股票为财阀家族所有，而且财阀家族在其下属企业的股份中占绝对优势；财阀所属直系公司的经理和重要职员都由财阀家族担任，外人只能作为代理人参与经营，从而形成家族成员与非家族成员之间身份、地位上的严格差别。这就形成了财阀企业强烈的封建闭锁性与家族性，实际是把近代企业建立在封建家族关系之上。这种财阀家族“康采恩”形成之后，日本经济就处于这些金融寡头的支配之下，它的封闭性、保守性造成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从日本经济结构上看，在繁荣的巨大资本背后，是庞大的中小零星企业和停滞不前、贫困、落后的农村。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实现资本增殖，解决日本资本主义结构本身的内在矛盾，统治者便采取穷兵黩武的方式为自己寻找出路，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发动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的根本原因。 总而言之，明治维新以来的家族制度基本上继承了封建社会的家族传统，在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影响甚广，它在政治上助长了天皇专制主义，在经济上造成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畸形发展，是滋生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土壤。家族制度对日本近代化的消极作用与影响，远远超过了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客观上的积极作用，是导致日本走向失败的重要的社会内部原因。因此，对家族制度进行改革，便成为战后民主改革的重要任务。 长达15年的对外侵略战争的结局，是日本被迫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并由美国在“盟军”的名义下实行对日单独军事占领，这是日本帝国有史以来最悲惨的失败。战后初期，日本国民不得不默默地吞食着侵略战争的苦果：战争造成的300多万人的伤亡（平均每4户一人），使无数家庭破碎；美军的狂轰滥炸吞没了人们的家园、财产，家庭生活的基础丧失殆尽；由于军需企业的停产与军人的复员、遣返等原因，失业者骤然达到1000万人；经济濒于崩溃，衣、食、住严重不足。然而，长期以来对于社会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家族制度在战败的局面下依然发挥着特有的功能，人们默默地、秩序井然地回到“家”中。这场日本史上空前的灾难并未对国家统治造成根本威胁。战败以后，日本政府依然寄希望于利用所谓“醇风美俗”的家族传统和家族国家观对国民进行统治，以渡过难关。1946年5月24日，天皇发表广播讲话称：“切望全体国民发扬爱国爱家的优良传统，不计区区利害，从目前的困难局面中迈出祖国再建之道”。政府提出了“男科学，女家务”的口号，让战时在勤劳奉仕的口号下从事后方生产的妇女重新回到家庭，实行“以女子失业代替男子失业”的政策，牺牲妇女的利益以解决遍及全社会的失业问题。政府一边呼吁妇女发扬吃苦耐劳的传统，与苦难和享乐文化作斗争，一边沿袭战前的公娼制，大量征集作为占领军性奴隶的慰安妇，并将此事作为“战后处理的国家性紧急措施之一环”。这些事实说明，旧的家族制度与家族观念在人们头脑中仍根深蒂固地存在。 然而，在战后新的社会条件下，“家”再也不是安居的场所。战后初期日本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生活极端贫困，社会秩序异常混乱，家族制度已难于改变贫困的局面。同时民主改革的浪潮，使人们认识到旧家族制度及在其延长线上形成的家族国家给日本民族带来的灾难，积极要求对家族制度进行改革。据《每日新闻》1947年3月进行的舆论调查，工薪阶层的62%，学生中的78%，工人中的58.7%，农、渔民中的43.3%支持废除“家”制度（注：福岛正夫编：《家族.政策与法》1.总论，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年，第249页。）。也就是说，半数以上的日本人支持改革旧的家族制度，要求从“家”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根据《波茨坦宣言》中“阻止日本国民复活、强化民主主义倾向的一切障碍应予撤除”的要求，对曾经作为日本“民族的绝对信仰对象”（注：川岛武宜：《日本社会的家族式结构》，日本评论社1950年，第3页。）的家族制度进行改革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