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中世纪的庄园制是典型的以农为本的社会，“土地是财富的真正来源，钱币对任何人而言没有任何用处。”（注：R.H.C·戴维斯：《中世纪欧洲史》，朗格曼·格鲁普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版.(R.H.C.Davis:A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Longman Group Limited1970)第180—181页。）商业不但受到歧视，而且受到压制。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认为当时西欧是完全没有商业活动的社会，因为即使在这样的浓重的抑商氛围中，也始终活跃着一批很有特色的商人，其中尤以地处西欧边缘地域的威尼斯商人和身处西欧内部流浪的犹太人为代表。我们称其为“边缘商人”。这些边缘商人始终以商为本，与西欧的庄园制经济并行不悖，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对边缘性商人的特点及其存在机理进行剖析，并把它放到西欧社会的大环境下进行考察，能使我们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有更深刻的认识。 一、边缘商人的特点 论及西欧中世纪庄园制下的生活，历史学家们几乎一直这些来描绘：“这些人并不舒适地活着，象一个大家庭，或扩大的领地，所有需要的都自己生产；……对商人而言，并没有什么。”（注：萨姆哈伯·厄内斯特：《商人创造历史》，迪出版社，1964年版(Samhaber Ernst:Merchant Make History,Day,1964)第84页。）就当时庄园制下西欧人们的生活方式而言，这种描绘确是事实无疑，但是，对商人而言，真的就没有什么吗？ 在亚得里亚海的威尼斯城，我们看到那里的商人异常活跃，以至于威尼斯城成为真正的商人的天下：“在那里，人们不知农奴为何物，城市汇集的只是航海家、手工业者和商人。”（注：肯特·诺曼·F和沃斯曼·马切尔：《400—1450年的中世纪社会》，托马斯·Y·克伦威尔出版公司，1972年版(Canter·Nonman F.and Werthman.Machaels:Medieval Society 400—1450,Thomas Y.crowell co.1972)第140页。）威尼斯人先是从地中海制盐，运往其它地方，继而垄断粮食买卖，使原本寸草不生的威尼斯城发展成为大的粮食集散地，最终，他们的活动身影远达东方的阿拉伯、拜占庭，甚至深入到西欧中心区内部。在威尼斯城，商业利益高于一切，对他们而言，“只要顾客付钱，他们的宗教信仰无关紧要。追求利润，遭教会的谴责，而且被带有贪婪的恶名，但在这里，它以最赤裸的方式表现出来。”（注：肯特·诺曼·F和沃斯曼·马切尔：《400—1450年的中世纪社会》，托马斯·Y·克伦威尔出版公司，1972年版(Canter·Nonman F.and Werthman.Machaels:Medieval Society 400—1450,Thomas Y.crowell co.1972)第139页。）为了追求商业利润，他们会向阿拉伯输送木材和钢铁，尽管毫无疑问木材会被用来制造船只，钢铁用来制造武器，而且这些船只和武器会被用来对付基督徒。他们甚至可以向埃及和叙利亚出口年轻的斯拉夫人作为奴隶，尽管教会威胁要把买卖基督徒为奴的人逐出教会，皇帝禁止把任何用于战争的物品供应给异教徒，对他们而言均是徒劳。 在西欧庄园制内部，我们也同样可以发现一些活跃的商人，那便是流浪的犹太人。在法兰西和德国的内部省份，犹太人似乎垄断了当时的商业，因此，在奥尔良市，当国王到来时，希伯莱语和叙利亚语的欢迎声几乎淹没了当时的拉丁语市民的声音；在虔城者路易治下，正式的宫廷商人享有很大的荣誉，他们中许多人是犹太人，以至于法国有关商业的条例是专门向“犹太人及其它商人”发布的。而且，犹太人的商业活动，还受到某些人，尤其是上层人士的青睐。查理曼便启用了一位精明的犹太僧侣来负责输入东方货物的工作，同时在帝国花名册中，列有名字的犹太人被许以特权。更加有趣的是，西欧基督教严厉地禁止借贷取利，但是犹太人却可以自由经营放债业，以至于犹太人在中世纪放债的名声超过他经营商业的名声。难怪皮雷纳等社会经济学家称犹太人是当时唯一的职业性商人。 威尼斯人也罢，犹太人也罢，他们在当时以商人身份出现，都具有显见的边缘性特征。 首先，他们在地域上具有边缘性，也就是说，他们处在西欧在庄园制中心地区的辐射边缘地带。威尼斯位于亚得里亚海北端，意大利的东北部。相对于西欧中心而言，它偏居一隅，从整个地中海区域来看，它居于西欧大陆、拜占庭和阿拉伯三大相异文明的交叉点上。威尼斯是由一连串珊瑚礁组成的城市，距大陆有两哩半的距离，虽然其中大部分可以徒步而涉，但内中又有很多深的水道，非当地人不能辨认，因而这一地域易守难攻。同时，威尼斯的自然条件极其恶劣，无土地可耕，无铁可铸，甚至无清水可饮。但独特的地理位置及航海便利“使它可以利用各种商业机会”（注：J.R.S.菲利浦：《中世纪欧洲的拓展》，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J.R.S.Phillips:The Medieval Expansion of Europe,Oxford univ press 1988)第26页。）。同威尼斯人相比，犹太人在地域上具有隐见的边缘性。他们是失去家园的民族，并没有在西欧或别处重建家园结族而居或被同化，而是保持着自身的特点散居西欧各地。他们身到哪里，哪里便是自己的家乡，但无论在哪里，又都不是自己确实的家园。因此，他们既身处西欧之中，又处在西欧之外，是生活在夹缝中的边缘人。 其次，这些商人在政治和文化归属上具有模糊性。威尼斯人“看起来象意大利人，讲着意大利语，同意大利一样是罗马天主教徒，但当时它在政治上同拜占庭帝国联系在一起，根据实际的目的，我们应当把他们算作拜占庭人”（注：雷诺德·罗伯特·莱奥纳德：《欧洲的兴起：600—700年向世界性工业社会的过渡》，威斯考森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Reyold Robert Leonard:Europe Emerges:Transition Towards An Industrial World-wide Society 600-700,The univ of wilsconsin Press,1961)第189页。）。又与阿拉伯有密切关系。在当时三大文明相互对峙而又相互封闭的状况下，这种模糊性使它可以不受任何实际政体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却可以利用任何一个文明圈中对自己有利的因素，走上最适合自身条件的发展道路。犹太人既处西欧社会之中，又在西欧社会之外的边缘特性，使它在归属上更具模糊性。在政治上，他们并没有明确的地位，没有被清晰地划归为哪一等级，似乎是具有自我支配特权的自由人；在经济上，他们也没有隶属哪个庄园集合体，甚至不占有一分土地。相反，他们主要从事与西欧社会格格不入的，甚至遭人嫌弃的商业活动；在宗教上，犹太人尽管失去家园，到处分散，但始终恪守自己的宗教传统——犹太教，成为与基督教徒生活在一起的异教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