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武关系的诡论性演变 民初从中央到地方的军人当政，造因甚多，其中不乏现实的政治原因（甚至可以说有一定程度的社会需要）；而从清季开始流行的尚武思潮，至少是一个间接的思想因素。杨荫杭总结说，以前“中国人右文而贱武，故成文弱之国。自与欧人接触，始自觉其文弱。自为日本所败，始欲矫其文弱之弊。于是爱国之士，乃大声疾呼曰：‘尚武！尚武！’”（注：1920年12月24日《申报》，《老圃遗文辑》，第166页。） 其实，尚武心态也是中西“学战”的直接产物。在西潮的冲击下，许多中国士人吸收了包括近代尚武意识在内的西方观念。越来越多的中国士人为中国已丧失了古已有之的尚武精神而后悔。他们一面批判这个不应发生的失落，同时更大力鼓吹恢复和培养此种精神。梁启超和蔡元培都是尚武精神和军国民主义的大力提倡者。略年轻些的一辈，从鲁迅、周作人到熊十力这样的文人，或曾入军校学习，或直接从军，多半都受此尚武心态的影响。（注：参见罗志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 从20年代的文武关系中，也不时可发现早期尚武观念的遗迹。梁启超在1903年曾说：“西人有恒言曰：‘后膛枪出而革命迹绝’。”（注：梁启超：《论俄罗斯虚无党》， 《新民丛报》第40 —41 号合本（1903年11月），转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 第369页。）辛亥革命时章太炎以提出“革命军起， 革命党消”的主张而闻名于世，很可能即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再后来北伐之时，仍有些尚武的“长衫同志”（如章太炎最看不起的吴稚晖）在鼓吹“一切权力归武装同志”。（注：当然，北伐时文武双方对党与枪的关系曾有持续的争论，多数“长衫同志”像宋子文那样主张“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军，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这些深受中国传统熏染的文人能一脉相承地持有类似观念，不能不说是受了西来的尚武意识的启发。 有了西方及日本的强盛在于尚武这样的认知，不少中国人也将中国的希望寄于尚武之上。也在1903年，江苏人金天翮提出，中国欲“立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当效法“源于希腊，盛行于罗马”的“军人魂”，而“以铁血为主义”。理由很简单，今日强盛的“德意志其宗子，而日本则裔孙也”。具体言之，“一切社会之组织，皆当以军人之法律布置之；一切国防之机关，皆当以军人之眼光建设之；一切普通历史、风俗习惯，皆当以军人之精神灌注之。是故铁血者神圣之所欲，剑铳者国民第二之衣食住；闻战而喜，战死而相与贺，国未有不雄者也”。（注：壮游（金天翮）：《国民新灵魂》，《江苏》（1903年），转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573—574页。） 文人而有这样的观念，武人自然愿闻。蒋介石在北伐后提出一项解决中国问题的总体办法，即军队要党化，而党、行政机关、社会、以至全民都要军队化。这与金天翮20多年前的主张如出一辙，尤其蒋在国人经历了北洋军阀的军人统治之后仍能提出这样的主张，最能说明类似的观念在这么多年后仍有相当的生命力。（注：蒋介石：《今日党员与政府军队及社会之组织唯一要素》，1928年8月18日《盛京时报》。 应该指出，蒋的主张也受到许多国民党文人的反对。但对尚武观念的生命力实不能低估，直到1935年仍有文人提出“武化本位”的观念。任中敏针对当时的“文化本位”观念说：“‘五四运动’以后，有一部分文化运动者，以毁弃吾国一切所固有者为时髦。乃十年以来，经过一大循环，今日又以谈中国本位的文化为时髦矣。今日之势，人则事事不许我有本位，我则事事多以个人为本位；当前应解决者，正是‘中国本位的武化’问题！此而不谈，改谈文化，未免读《孝经》以退黄巾之嫌”（参见任中敏《〈白屋嘉言〉序》，《国风》第7卷第1期，1935年8月1日，第20页）。这是抗日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夕，说这样的话自有其时代紧迫感的今典在。但“读《孝经》以退黄巾”一语仍透露出清季以来甚为流行的“文人无用”论的余音。） 不过，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当时，人们已对过分提倡尚武观念有了新的认识。杨荫杭注意到：“共和为文明之美称，初不料共和之结果，一变而为五代之割据。无端而有督军，无端而有巡阅，使国人恶之如蛇蝎，外人亦匿笑不置。”正因为有了对武人统治的体验，国人“今而知右文之说，尚未可厚非”。于是“爱国之士，又大声疾呼曰：‘文治！文治！’”（注：1920年12月23日《申报》，《老圃遗文辑》，第166 页。） 其实军人自己也知道“干政”不是受到正面肯定的行为，观当年军阀之通电，每有指责对方干政而自称决不干政的语句。但军人干政变成习惯性的政治行为后，有时军阀暂不干政，政局即难维持。北伐初起时，北京政府总理顾维钧在一份给各主要军阀的电报中说：“诸帅望重斗山，手操筦钥，虽或以羽书旁午，或以谦退为怀，对于中央政局有爱莫能助之苦衷，而中央因此乃有坠不及渊之窘状。”故他希望“诸公共发宏谟，早戡国是”。（注：《顾维钧致张作霖等电》（1926年11月9日），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5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386页。）按顾的电报本意是说中央政府无权无钱，故他欲引退。 但“手操筦钥”的军阀对中央政局“爱莫能助”（实即不充分支持），中央即有“坠不及渊之窘状”，当时的文武关系已尽在不言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