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1896—1965），湖南宝庆（今邵阳）人。早年留学美国，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历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历史教授，参与创办《独立评论》。1935年起，以书生从政，任民国政府高级外交官直至退休，不久病逝于纽约。 作为现代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中国近代史和近代外交史研究领域中声名卓著。所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两卷，是中国第一部编审精当、卷帙浩大的近代外交文献汇编，为尔后外交史研究发展成一门历史学分支学科奠定了初基；所著《中国近代史》，虽仅5 万余字，但在当时流传甚广，后来成了他的代表作，不仅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而且从中可以窥见他那一代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关怀社会进步、主张政治改良的普遍心态。本文即以这一著作为主要分析单元，论述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 一、厚积薄发的“初步报告”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写于1938年春夏之交。当时，他已辞去驻苏联大使职务，又未恢复行政院政务处长职掌，正在汉口闲赋（注：蒋廷黻于1935年被蒋介石罗致，弃学从政，任民国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1936年10月至1938年1月任驻苏联大使。1938年2月至5 月在汉口闲赋，等待新的任命。）。《艺文丛书》编者之一的陈之迈，深知他对近代史素有研究，便约他写书。他欣然应约，按丛书每册3万至6万字的要求，用两个月时间写了这本5万余字的《中国近代史》。 同年作为《艺文丛书》之一，由艺文研究会出版发行。 关于这本书的写作动机和性质，他在1949年7 月为台湾启明书局将之改名为《中国近代史大纲》重排出版时写的《小序》中有所说明： “我在清华教学的时候，原想费十年功夫写部近代史。抗战以后，这种计划实现的可能似乎一天少一天。我在汉口的那几个月，身边图书虽少，但是我想不如趁机把我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作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这是这书的性质，望读者只把它作个初步报告看待。”（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9页。） 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他在清华任教时已有写作《中国近代史》的长期规划；第二是这部5万余字的著作， 是他对中国近代史整体思考的集中体现。 蒋廷黻是从外交史研究扩及近代史的。早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时，他就对英国工党的对外政策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便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课题。归国后在南开大学主讲中国近代外交史，并努力搜集和鉴别有关资料。在当时，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北方几个大学的学风，已由西方学术的介绍转变为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许多方面都是新创的，廷黻对外交史的研究也是方面之一。”（注：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5页。） 1929年5月，蒋廷黻应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之聘， 任该校历史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注：蒋廷黻于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应南开大学之聘，携眷回国，出任该校历史教授，主讲中国近代外交史。1929 年5月，应聘出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历史学教授。但因南开课程尚未结束，所以应聘后仍在南开任教，直到7月学期结束，才北上赴任。 蒋未到任前，清华历史系主任一职，暂由校长罗家伦兼任。）。赴任后除大力进行学科改革，把历史系建成全国一流的教学阵营外（注：蒋廷黻主持清华历史系时，发现该校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都缺乏能开中国自己课程的教授。为此，他在历史系对教师配备和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与改革，逐步形成了较强的教学阵营：雷海宗主讲中国通史和古代史，陈寅恪主隋唐史，姚从吾及邵循正主元史，吴晗主明史，萧一山（北大教授，兼任）主清史，刘寿明、张贵永主西洋史，王信忠主日本史，葛邦福（白俄）主俄国史，蒋廷黻自己则主讲中国近代史和近代外文史。同时规定，本系学生可兼修旁系各科。），外交史研究也有很大进展。1931和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分别出版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上、中两卷（注：《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该卷辑录1822年（清道光二年）至1861年（咸丰十一年）间重要外交文献259种（篇）；中卷于1934年由商务出版，辑录1861 年（咸丰十一年）至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间重要外交文献540种（篇）。两卷共计799种（篇），下卷至今未见出版，估计他在弃学从政后， 已无时间与精力编完下卷。）。在对外交文献编纂研究的同时，发表了一批有独识的学术论文，如《评〈清史稿·邦交志〉》、《琦善与鸦片战争》、《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等，其中《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注：《琦善与鸦片战争》发表于《清华学报》六卷三期（1931年）。文章用大量资料证明琦善到广东后并未撤防。文章认为，他在军事方面虽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他能审察中外强弱形势、权衡利害轻重，“实在是超越时人”。关于林则徐，文章认为林被罢黜，是林的大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名声或与叶名琛相等”；但林被罢黜，对中国国运则是大不幸，“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此文一出，犹如一石入水，各方面反响都很大。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或认为他太偏向满清，“居然冒险去批评传统上已经被承认的英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