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一生，酷爱史学，于史学成就亦最大。在中国传统的封建旧史学向近代的资产阶级新史学转化的过程中，他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严厉抨击旧史学，努力介绍西方的新史学，并写出了一批崭新的史学论著，在近代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和史学研究等方面开拓了一条新路，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奠基者之一。 一、在批判传统史学中创立新的史学理论 梁启超一向把史学研究和提高国民素质、解救民族危亡、求强求富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只有史学才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第9页。）。欧美之所以强大， 史学发达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在近代所以落伍，史学没有跟上时代的潮流，国民不具备近代史学的知识，是一大“病因”。因而，梁启超在努力推进戊戌变法的同时，积极呼吁史学革新。1900年之后，随着资产阶级史学新潮在中国的涌动，他发表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著作，在批判封建史学的基础上广泛传播了进化论的史学新理论。 梁启超的基本观点是，中国传统的史学陈陈相因，缺少生机，必须来一个根本的革命。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旧史学至少有四大问题：1.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实际成了24姓的家谱，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被置之不顾。2.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成了少数英雄人物活动的大舞台，变成了个别人的兴衰成败史，百姓和群体被排除在外。3.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物。所有的历史书都是死人的“纪念碑”，更不能察古知今，为社会服务。4.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旧史书只注重单纯的纪事，不能从史实中总结出规律，上升到理性，然后开民智，益国民。这四大问题又引申出两大弊端：1.“能铺叙而不能别裁”；2.“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于是，中国古代的古书难懂、难选择、无启发、少情感，无法开民智，社会补益不大。中国的传统史学已经落后于时代，不能适应社会大变革的需要。梁启超总结说：“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虽然，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学，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注：《饮冰室合集·文集》六，第1页。）。从旧史学和新史学区别出发， 梁提出中国传统史学必须进行改革： 一是史学必须叙述进化之现象。从进化论出发，梁启超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历史学的任务就是研究这些变动的“时间之现象也”。宇宙间的一切，“有生长发达有进步者”，都属于历史研究的范围。从表面看，史学工作者是研究过去的静态事物；实际上，将已往的进化的事物讲清楚后，就变成动态的了。由静态转化成了进化的动态，才真正再现了历史。因此，不用进化论观点去研究历史，就不可能接触到历史的真谛。梁启超哀叹道：“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第8 页。）对于中国旧史学流行的“一治一乱”的历史观，梁启超批评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传统史学必须从这种“治乱”的循环史观中走出来，用进化的新理念去解析历史。 二是史学必须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梁启超把人看作宇宙进化的主体，不明白人的进化，就无法写历史。而人的变化，又是以群体活动来展开的。群体进步了，人类文明才一步步提高。但群体之间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历史学既要讲明群体的进化特征，又要解释清楚群体间的一致和不一致。这种用群体来考察历史，是梁启超的一大创新。遗憾的是，他没有由群体再引申到阶层和阶级，也没有以阶级斗争的理论去解剖历史。仍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一段距离。不过他以“群体论”去反对“英雄史观”，反对用少数“英雄人物”来代表人类的文明史，具有开拓意义。 三是史学在叙述人群进化现象的过程中要研究其“公理公例”。梁把历史视为客体，把研究者称作主体，史学研究就是通过主体去反映客体。和自然科学相比，历史这种客体无法重现，又资料残缺不全，有很多假象，研究起来难度很大。如果做到察古今之变，发现“公理公例”，就更难了。但难度越大，价值越高。史学研究的归结点，就是要发现规律，指导今后。梁启超认为，这首先要有全局观念，善于从人类文明史的整体去考察个别现象，在整体中认识一般。他说：“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界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芎古之古史，下至昨天之新闻，何一而非客观所当取材者？综是焉，以求其公理公例，虽未克完备，而所得必已多矣。”其次，要吸收各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研究。梁启超指出：“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人类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构锯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第11页。）这些话，直到今天，人们仍在历史研究中努力贯彻，但十分困难。史学研究者既要成为通古今之变的通才，又要变成熟悉文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全才，一般人望尘莫及。可见，研究历史的“公理公例”，寻求社会变化的规律，并非易事。梁启超也深知这一点，认为讲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则“至难”。 梁启超的这些新理论，并非无懈可击，个别地方讲了过头话。他对旧史学的批评，读起来令人痛快，但平心静气地去想，就会发现有不少问题。例如对二十四史的评论就不大客观。至于史学要讲人群进化，要写群众的历史，理论上好讲，实际去做，则距离很大。但是，在20世纪初年那种社会大变动的年代里，梁启超的这些言论无疑推进了史学的“革命”，其既否定了封建史学的一统天下，又为资产阶级新史学指明了方向，引起许多学者的共鸣。章太炎、严复、刘师培、夏曾佑以及后来的胡适等著名学者都鼓吹这种进化的新史学理论。到20年代前后，进化论的新史观在史学界占据统治地位，中国史学基本完成了从封建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化。梁启超在这种转化中的关键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