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不仅是天演论的翻译者，而且也是以社会学为中心的知识谱系的最初倡导者。在他那里，“科学”不仅是指那些自然科学，而且是、甚至主要是指这种以社会学为中心的科学知识谱系。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知识谱系是以社会学为中心的呢？社会学及其统辖的知识谱系在中国的出现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一种知识的传播活动和翻译活动，它与“社会”的兴起恰好发生在同一时刻并不是偶然的。在某种意义上，“社会”是被这些接触到了西方知识并对西方近代社会有过近距离观察的人创造出来的，其手段之一就是首先创造出一种适合于“社会”规划的知识谱系，并通过制度性的改革，使得对“社会”的知识规划成为晚清帝国的国家政策。因为社会范畴的形成是和国家的转变密切相关的，因此，从话语实践的层面看，“社会”从家庭、家族、伦理关系，以及皇权中分化出来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一个突发的事件，是知识规划和国家干预的结果，因而我认为它是一种现代性的创制，这种创制首先表现为有关“社会”的话语实践。 如果说“社会”与一种关于“社会”的知识规划密切相关的话，那么，核心问题就变成了谁在制定这一规划。我在这里所说的“社会”指的是在一种目的论的规划中形成的秩序，而不是作为历史演化的产物和日常生活的领域。“社会”在这里是把作为历史演化的产物的各种要素（如家庭、村社和交换关系等等）组织到现代社会／国家秩序中的一种规划。知识者仅仅是一种话语实践的参与者，在这种话语实践的背后是国家权力及其政策决定的机制，但是，知识者的作用仍然不可低估。雷嘉（Mostafa Rejai）在比较东西方民族主义的差别时注意到， “东方民族主义一个更明显的特点是，知识分子的精英扮演极端重要的角色。虽然在所有的民族主义运动中，知识分子皆扮演要角，但殖民地世界中的民族主义则更几乎完全是知识分子一手造成的。非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事实上是做为东西方文化间的媒介。”他的观点注重的是知识分子在广泛的社会动员中的角色，却没有考虑他们在制度创制中的设计者身份。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在讨论欧洲社会的兴起时曾把“社会”的兴起与经济学的出现关联起来，她的表述恰恰与我在前面讨论的“以社会学为中心的知识谱系”问题构成对比。她说：“近代的平等是以内在于社会中的顺从主义（conformism）为基础的，它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行为（behavior）取代了行动（action），成为人类关系的最主要的形式。”“正是这同一种顺从主义（它假定人们是守规矩的，并且彼此之间都不会针对对方采取行动）奠定了近代经济科学的基础。经济学的诞生与社会的兴起恰好发生在同时，它携带着其主要的技术工具，即统计学，成为一门标准的社会科学。只有当人成为社会生物，并一致遵循某些特定的行为模式，从而使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人能够被看成是反社会的或反常的时，经济学（直到近代为止，它一直都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一个不太重要的部分，并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之上，即人们在经济活动方面与在其他方面一样均以相同的方式行动）才获得了一种科学的性质。”作为一种“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在亚当·斯密等人那里的出现是和“社会”的兴起直接相关的，因为这种“社会”的兴起过程创造了自由经济学家称之为“经济人”而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社会化的人”的动物。然而，在晚清中国，经济学和其他科学都从属于以社会学为中心的科学知识谱系，这一知识状况的差别是极为重要的。晚清中国的“社会学”及其知识谱系的出现并不是因为由于某种内部的经济关系或政治关系的变动才出现的，它是近代资本主义、特别是殖民主义所创造的历史关系的产物。这种知识的状况表明，作为当代社会理论的基本预设的社会／国家关系无法解释近代中国的历史条件。 强调分科的知识中自然地存在着道德的目的和必然性，实际上正是认识到“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如果学问自身没有道德必然性，就必须从外部强加给学术以道德规则，那么，分科之学势必难以发展。在严复一生的翻译实践中，最为值得注意的不仅是他对进化理论的介绍以及产生的巨大影响，而且是他在用易学的方式创造天演的宇宙论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名学的世界”或“概念的世界”。没有这个“名”或概念的世界，分科之学的知识体制就无法建立，以这种分科体制为原型的社会体制就无法实施。通过翻译活动，重新规划汉语的世界是现代性的社会工程的基本方面。科学的发展与“名的世界”的重构在知识的世界里创造了一个等级性的世界秩序，这个等级性的世界秩序的划分标准是事物之间的功能性关系。 从严复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这种秩序遍及自然与社会的各个领域，从自然知识的分类，到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如《社会通诠》一书对人类阶段的规划）。这种世界秩序的等级化特征包含了对作者预设的“诚”、“公”和“公理”的最终目标的否定，从而也引发了晚清思想对“公”和“公理”的解构实践。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所描述的“以内在于社会中的顺从主义为基础的”近代平等仍然具有启发的意义，因为由“以社会学为中心的知识谱系”所完成的知识的（从而也是社会的）规划不止是要求科学的发展，而且是要求人们的行为遵循特定的行为模式，从而使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人能够被看成是反社会的或反常的。 在维持正常／反常的关系方面，这一知识谱系与理学并无差别，但传统社会依赖的是家族、士绅和礼制的教化作用，没有发展出像现代教育制度这样严密的规训制度，其社会的控制方式也无需严复所设想的、晚清王朝力图实现的那种军国民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以社会学为中心的科学知识谱系体现了一种内在的一致性，它表达的不是一种自然的关系，而是一种关于“社会”及其环绕着它的宇宙自然的政治理想。按照这种理想，社会将被完全淹没在常规化的日常生活之中，它与内在于它自身中的科学观达到了和谐一致。这种对于世界的同质性规划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但在当时却包含着对于传统政治形式的否定，即对由某一个人对社会进行统治的模式的否定，因为按照科学的规划，现代社会不仅是一个无人管制的社会，而且是一个按照规则建构起来的分工系统的自然运作。这意味着统计学法则将在此后的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限于篇幅，我没有能够详尽地探讨严复对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斯密的《原富》的翻译和注释（我将在别的地方对此进行专门探讨），但是，界定人的自由和权利、规划不受干涉的市场模型都是当时的“社会”建构的一部分。晚清思想研究中经常涉及所谓“国家建设”（nation-state building）问题， 却完全没有讨论社会建设（society building）、市场建设（market building ）和个体建设（individual building）问题，从而忽略了现代中国问题的总体性， 也忽略了现代各种社会理论的基本模型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