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 近代中国特别是民国初年的各边缘人集团中，介于上层读书人和不识字者之间的边缘知识分子是最值得注意而迄今尚未得到足够注意者。清季教育改革、特别是科举制的废除，即是大量边缘知识分子出现的一个直接原因。在科举时代，读书人“向学”之心从少到老不疲，清代便有百岁童生的盛举。但新学堂收生则有年龄限制。起初虽不乏20岁上下的中小学生，但过30者即极少见，以后入学年龄限制更越来越小。换言之，科举制废除的当时就断绝了已成年而尚未“进学”的大量读书人成为士的可能。在新教育体制下，任何读书人到了一定年龄还未跨入知识分子阶层，就已不再有希望。从清季到今天，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容量与同时期中等教育的毕业生数量相比，一直相当微小。从这个视角看，近代教育的开放性是不及以往的。在传统的读书做官心态影响尚大（意味着大量的人要走读书之路），而高等教育机构的容量又甚小的情形之下，势必产生大量的边缘知识分子。 近代知识分子和边缘知识分子的产生几乎是同时的。当然，早期的学校和学生的程度都相差甚远，同一学校的学生有时已不可同日而语，异地异校的学生更不能一概而论。由于或主观或客观的原因，有的人继续深造，乃成为知识分子；有的人不愿或无缘长期受教，便成为边缘知识分子。同时，在近代中国的特殊语境中，有一些正在受教育过程中的知识青年，其最后是否会成为知识分子尚属未定，但又已参与社会事务的讨论，本文在技术处理上将其未受完系统教育时的言论均纳入边缘知识分子的范畴；对那些继续深造者，则将其已受完系统教育时的言论纳入知识分子的范畴。 大约从1903年起，近代知识分子和边缘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已萌芽。那年1月《湖北学生界》杂志的创刊，就颇有些象征意义。 从该杂志的内容看，里面的“学生”显然已不是清代科举中人的谦称，而是一个开始独立的有自觉意识的社会群体。特别是该刊第二期发表的李书城写的《学生之竞争》一文，很能反映新型读书人要主动异化出“士”这一传统读书人群体的自觉意识。李氏将学生列为一个单独的社群，居于由士大夫组成的上等社会和基本不识字的下等社会之间。并明确指出上等社会已崩溃决裂而不能救国，只能“待继起者收拾之”；下等社会则因不知祖国历史地理而使爱国之心无由产生。“学生介于上等社会、下等社会之间，为过渡最不可少之人。”不但要肩负起救国重任，而且要为“下等社会之指向针”。（注：本段与下段，参看李书城：《学生之竞争》， 《湖北学生界》，二（1903年2月），《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第452—59页。） 正像许多晚清士人反清是认为清廷不能救国一样，新兴的学生社群之所以要主动从士大夫中异化出来，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士大夫也不能承担救国的使命。李书城不仅强调“重哉学生之位置”，而且提出学生应先注目于“内界之竞争”：一是“权利之争”，即争参政议政之权利；二是“势力之争”，要争在国是上的影响力。 1903年，杨笃生撰《新湖南》，专对湖南“中等社会”说法，也认为中等社会诸人是“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其责任正在“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及“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同时，他又暗示这“中等社会”实指“湖南之青年军”，可知多半是针对学生社群而言。（注：杨笃生：《新湖南》（1903），《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第615页。 ）留美学生许肇南就主张一国命脉在中等社会。胡适有诗记许氏的观念说：“诸公肉食等狐鼠，吾曹少年国之主。……愿集志力相夹辅，誓为宗国去陈腐。”（注：胡适日记（本文所用为亚东图书馆1939年版的《藏晖室札记》，以下只注年月日），1914年8月14日。 ）留日学生张继也强调：“学生为一国之原动力，为文明进化之母。以举国无人之今日，尤不得不服于学生诸君，而东京之留学生尤为举国学生之表率。”（注：自然生（张继）：《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苏报》（1903），《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第685页。） 当然，这里的学生，主要还是指学问的载体。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也可看作尚未成为“大夫”的“士”要与“大夫”决裂之意，隐约可见道统与治统分离所造成的困惑。其基本的出发点虽然仍是士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精神，却并不认同于传统的士；既不以士自居，也不自诩为道统的载体。留学生当然不全是边缘知识分子，许多已进入真正的“中等社会”；但同在中等社会之中，肉食的“诸公”与“吾曹少年”显然是两个社群，而后者也已将前者视为“陈腐”，要誓为宗国去之。这些言论处处呈现一种过渡与萌芽的特征，但独立与疏离的倾向是明显的。 新学堂中人的独立身份认同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不久即成为时代的共识。杨荫杭回忆说：“清季学堂初开，凡称学界中人者，自成一阶级，”民间则呼为“吃学堂饭者”。（注：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2年2月28日《申报》），第532页。）随着“学界中人”数量的增加，渐渐分化出老师和学生两个独立的社群；前引章太炎所述“自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以后，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一语，或者即是两者分开的一个表征。盖“智识阶级”这一名称的兴起，显然有与“学生”区分的隐义。很可能正因为“学生”这一身份名称原先更多是代表尚处产生过程中的“智识阶级”（或今日常用的“知识分子”）以区分于“旧”读书人，后来却仅指今日意义的在校念书者，才导致“智识阶级”的这一名称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