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主线是社会近代化。它是近代中国社会在与西方的冲突和交往中发生的封建社会日渐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日渐成长的过程，这既包括社会结构诸要素的转型，也包括社会文化和心态结构的变化，两个方面相互促进、相互激发，推动了近代化的发展。甲午战争之后，感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洋务运动的受挫，资产阶级维新派在他们的改革主张中将兴办近代学堂，主动向西方学习和吸收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和思想，改造国民意识作为重要的方面提出来，在实践上创办了一批维新学堂，开始从社会文化和社会心态结构方面推进近代化发展的努力。从理论和实践上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由洋务运动时期注重器物层次的近代化，发展到器物与精神并重，尤其侧重于人的知识文化结构、人的思想意识和人本身的近代化，在中国近代化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探讨戊戌时期兴办学堂的理论和实践对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和心态结构变迁的影响。 一 现代发展学证明：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和精神状态。19世纪中叶，中国人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企图靠引进西方近代工业生产技术实现自强和富裕，在不改变封建政治和文化结构的前提下实现近代化。洋务运动中遇到的种种挫折和失败宣告了这种理想的破灭。其后，维新派思想家们逐渐认识到传统的、由科举教育培养和维护的保守的文化心态，以及长期科举教育造成的愚昧陈腐的价值观念，已经成为向西方学习的严重障碍，不扫除弥漫整个社会的愚昧保守心态，就不可能进一步推进中国社会的进步。于是，开通民智、塑造新国民、实现人的近代化的课题，逻辑地上升为戊戌维新各种改革理论不可回避的主题。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发表言论，揭露科举教育的种种弊端，倡言改革教育，兴办学堂以开通民智，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兴办近代化新式学堂的序幕。 在戊戌维新时代，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教育仍然占据着社会文化的中心舞台。科举制度为封建国家培养符合统治者要求的、熟悉儒家经典的科甲人才，选拔封建官僚。这种教育制度使教育的对象局限于少数的地主阶级的后代，受教育面极其狭窄。梁启超曾指出：“夫近代官人，皆由科举，公卿百执，皆由此出……邑聚千数百童生，擢数十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数人为进士；复于百数进士而拔数十人为翰林……是使数百万之秀民皆为弃才也。”（注：梁启超等：《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8页。）近代道咸两朝40年间共开会试20科，取进士4813名，平均每科240.6名， 有学者估计道咸40年间，全国共培养生员以上科甲人才100 多万人（注：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5页。 ）。相对于一个4亿多人口的国家来说，这个数字是非常小的。 由于科举制度限制了人口中的受教育人数，严重地制约着社会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给近代化社会变迁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其次，这种教育制度还将受教育者的出路限制在出仕做官的狭窄范围内，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弱，社会化程度非常低下。《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收录道咸朝有功名的谱主110名，其中有78名做到从知县到总督和侍郎的官僚，有26 人讲学，从事学术、文学和行医等职。他们中进士55名，做过督抚、侍郎、御史的31人，任知县、按察使和盐运使的18人，为学官的4人， 不仕讲学者2人；举人26名，做官的16人，从事教育学术的10人；秀才29名，做官的9人，从事教育、学术、文学的15人，不知职业者5人（注：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第385—386页。）。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弱，做官被看成是读书的唯一出路，设若不能做官，则一切都归于空虚和失望。“今人以功名为学问……设命中无功名，则所学者无可以自娱，无可以教子，不能使乡里称善人，士友称博学；当此时而回想数十年之功，何学不就？何德不成？今虽悔恨而无及矣，不已晚乎？”（注：王筠：《教童子法》，《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00页。） 科举的最大弊端在于其内容的陈腐守旧。经义诗赋、做八股文，讲究楷法，将文人士子的全部精力束缚在读经制义和诗赋贴括上。康有为痛诋科举“非三代之书不得读，非诸经之说不得览，于是汉后群书，禁不得用，乃至先秦诸子，戒不得观”。诸生荒弃群经，读书只守兔园坊本之陋说，解义只尊朱子，谢绝学问，惟事八股。“但八股清通，楷法圆美，即可为巍科进士，翰苑清才；而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注：康有为：《请废八股试贴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37页。）不仅这样，科举教育灌输给士子的是陈腐的儒家伦常名教信条，其结果是教育的水平愈高，可能会使受教育者愈趋向于传统守旧的一方，而敌视任何近代化的新事物。19世纪60年代御史张盛藻宣称：“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子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何必令其学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注：《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页。）是科举不仅“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且它所塑造的数以万计的科甲人才，除极少数外，都是浸淫于封建伦常名教的守旧官僚，他们是封建保守势力的主力，成为近代化发展的最大障碍。 戊戌时期，维新派力主废科举、兴学堂，其目的首先在于以普遍的国民教育取代科举教育，以近代化的新式教育开通民智。梁启超强调“自强于今日，以开通民智为第一义”。他认为西方近百年强盛之原因在于其国民都有较高的素质。中国“欲富国，必自智其农工商始，欲强其兵，必自智其兵始”（注：《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41页。）。主张改革科举，兴办学堂，把教育的对象扩大到士农工商兵全体国民，使“农有农之士，工有工之士，商有商之士，兵有兵之士。”（注：梁启超：《学校总论》，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康有为在写给光绪皇帝的《请开学校折》中，特别推崇普鲁士的“国民学”，吁请皇帝“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乞下明诏，遍令省府县乡兴学”，乡立小学，令民七岁以上皆入学，县立中学，省府立专门高等大学，京师设立大学。“小学中学者，教所以为国民，以为己国之用，皆人民之普通学也。高等专门者，教人民之应用，以为执业者也。大学者，尤高等学也，磨之砻之，精之深之，以为长师，为士大夫者也。”（注：康有为：《请开学校折》，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1—52页。）与洋务学堂不同的是，维新派在中国近代史上首先提出了建立普遍的国民教育取代科举教育的主张，广教育以成人才，使“中等学校小学校遍地”，举国男女，无不知书识字，解绘图，通算法，粗谙天文地理之人，“非独其为士者知学也”。他们要求冲破科举教育的狭隘性，使学校教育社会化、普遍化。“欲富强之自立，教学之见效，不当仅及于士，而当下逮于民，不当立于国，而当遍及于乡”，使士农工商兵皆有专门之学（注：康有为：《请开学校折》，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2—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