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中国之“国学”研究（之二）

      五、“国学”之研究方法问题

      传统中国学人，拥有一套博闻强记的做学问的功夫，一字不识就以为耻。在清代更是形成考据学派，讲究无一字无来历。这在方法来讲，就像钻牛角尖一般，虽有点蜗角虚名，但是全面开放逻辑的研究，就一直是不知道。问题是近代西方所形成的活跃的多方位的研究方法拥进中国，西方人研究中国已经出现许多成果，让中国人看得十分吃惊，其中虽有幼稚处，但其方法思想是有优势的。有见于此，“国学”的鼓吹者们，对于“学”的研究方法，就不再拘泥于传统思维方法，而是直接引进西方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标题，来与旧方法概念相混合，其意图应该是“中体西用”的“西用”部分吧。只是要注意，近代中国已经有一批介绍“科学研究方法”的著作，那些著作里所介绍的新方法标题，虽然与“国学”中相类，但是内涵是有很大不同的。近代的“科学研究方法”对于中国有着巨大的成功的作用，五四运动时期鼓吹的“科学”是有着伟大影响的。不过，既然“国学”引进西方新研究方法的皮毛，也还是对于“国学”本身影响不小，恐怕也是当时“中西学术合作”最成功的一部分。今天读者去看“国学”类书，恐怕最有吸引力的特点就在于方法问题，因为其中归纳许多研究学术时的基本功和经验教训，这在古今中外是差不多的。本文篇幅所限，仅介绍三位先生的观点。尤其是今天想研究中国传统文献的年青人，不可轻视忽略。当然，在以“国学”为旗帜之外，依然有更多的研究学问的方法介绍，同样需要我们去学习。

      章太炎提出研究“国学”的方法有五种：

      1、辨书籍的真伪；2、通小学；3、明地理；4、知古今人情的变迁；5、辨文学应用。（注：见“国学讲习会序”， 原载《民报》七号，1908年9月5日出版，转引自汤志钧导读之《国学概论》，章太炎原演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一版，第7—15页。）

      章先生的意思相当明白，但是作为方法讲则含糊。章先生是在1922年发表此演讲的，而早于他的王星拱、黄昌谷以及中国科学社同人等，介绍宣传近代方法的书籍文章已经广为流传了，并且明显比较章先生的系统清晰实用，无怪乎当年听章先生演讲的人数日趋减少。笔者在此毫无贬低章先生历史功绩之意，章先生在“中国国学界”开拓之功不可没。

      章氏的弟子曹聚仁力图进一步阐明他的国学方法，在其书中专门写四章，并有列表和许多证明案例：

      

      至于考证方法论，曹先生更是从汉宋儒的考证，讲到清儒段玉裁、崔东璧、钱大昕等人的考证成就，以及胡适、梁启超的考证评论，再引用弥儿（Mill）的《名学》书中的逻辑观点，得出结论道：“以科学方法考证国故，则其成就必远胜于清代学者。近如胡适之治诸子学，顾颉刚之治史，所用皆为科学方法，皆国故学中之曙光也。”（注：曹聚仁著：《国故学大纲》上卷，上海梁溪图书馆出版社，1925年10月一版，第23—26页。（未见下卷）））而关于整理方法和采究方法，更是罗列许多具体案例。确实说明曹先生所下的大功夫，其缺点依然是对于近代研究方法了解不足。

      笔者比较愿意研读的书是马瀛的《国学概论》，他在书中用15章来介绍研究方法：

      观察：选择、浏览、圈点及钩识、精读、钞录。

      会通：治经学应知家数、治哲学应知流派、治史学应辨真妄、治文学当知变迁。

      怀疑：疑古、疑今。

      辨伪：作伪之原因、辨伪之巨著、辨伪之方法、前人已考定著名伪书表。

      明诬：寓言、支词、诬妄、传讹、虚构、疏忽。

      勘误：校勘之证据、错误之由来。

      归纳：钱大昕考古音、王引之考古词、俞樾考词品、胡适考词格。

      比较：思想疏密、理论长短、学说异同、传注得失、文辞优劣、事迹真伪。

      分类：演绎的分类、归纳的分类。

      整理：索引式、图表式、总帐式、专史式。

      辑补、辑佚、补作。

      统计：前人已作之统计、吾人可作之统计。

      调查：方言、风俗。

      发掘：甲骨文字、汉晋木简、敦煌古书、新郑彝器、渑池石器。

      评判：主观的评判、客观的评判。（注：引文为胡适“答毛子水论国故”一文中，见马瀛编《国学概论》，上海大华书局，1934年4 月一版，第34—191页。）

      马先生另外还用10章来讲述“研究工具”：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章句学、版本学、文法学、言语学、考据学、目录学、文法与工具之关系。从中可以领略到马先生不再纠缠中学西学的差别，他把近代各种研究方法和成就，能够用到“国学”上就用，心平气和地介绍分析，深入浅出地向青年人尽一位教师的职责。如果将此书放在今天的中国古代文献学书籍中，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再说得明白一点，其实就是使用西方传来的逻辑结构、语文表达方式、思想推理等，比较冷静地将中国传统学说内容重新排列，去掉一批含混不清的常识，凸显一批中国人愿意继承的知识。并且使传统的小范围的知识垄断局面，改变成向大范围的新一代学子广泛传播。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知识大普及，融合新旧知识方法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至于是否“国粹”？是否“国渣”？那是当时次要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