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2529（1999 ）05-0075-06 在近代中国纷繁复杂的众多社会思潮中，科学思潮是影响十分深远的一种。“科学”作为一个自西方引入的崭新观念，在近代中国曾经获得过无比尊崇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思潮重新受到学术观注，科学思潮也越来越凸现出研究它的现实意义。80年代以来，历史学、哲学、科技史和自然辩证法等领域的不少学者都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对近代科学思潮进行过考察和研讨，并取得了一系列可喜成果。现对此述评如下。 一、关于近代科学观的演变 这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较多的一个问题。许多论者都从西方科学文化对中国本土伦理文化进行冲击与渗入的背景中来把握科学观的演变，认为科学作为一个舶来品，中国社会对它的接纳、吸收、理解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的步步深入过程。段治文明确提出，近代中国科学观的发展经历了一脉相承的三形态，即洋务运动时期的“器物科学观”，戊戌维新时期的“方法论科学观”和五四时期的“启蒙科学观”（注：近代中国科学观发展三形态[J.].历史研究，1990，（6））。王骏认为，近代中国对西方科学的认识、理解和接受所经历的三阶段是：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停留在科学的器物层次，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上升为科学的制度层次，从五四运动至七七抗战则提升到科学的思想（文化）层次。董光璧认为，在中国，传统科学向近代科学的转变是经由三部曲，即通过传教士的科学输入、洋务派官员的技术引用和觉悟了的知识分子的科学化运动来完成的。“在这一转变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中西文化的冲突和知识分子心态的调整。”西学东渐中的“西学中源说”、洋务运动中的“中体西用说”和科学化运动中“激进与保守”的论争正是这种心态调整和科学观演进的表现。（注：传统与后现代——科学与中国文化[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108）屈玉坤从社会功能角度考察了近代早期科学观的嬗变。认为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前期，中国社会将科学技术视为强兵御侮的手段；洋务运动后期，科学技术被视为封建统治中不可缺少的富强之术；至维新时期，维新派又把科学技术视为政教之基础。杨国荣则概括性地指出，中国人科学观演变的总体轨迹是由技进于道。魏源等经世派和早期洋务派，都是注目于西方之“技”与“器”，“技”与“器”融混为一。洋务运动后期，西方科技开始被列入“学”的领域，但这种学只具有“用”的功能（“体”是中学）。维新时期，科学“由自然之原理升华为一种普遍的法则（广义的道）”。五四知识分子则进一步将科学上升为一种具有高度涵盖性的世界观，科学转化为一种价值形态。（注：科学的泛化及其历史意蕴——五四时期科学思潮再评价[J].哲学研究，1989，（5）） 另有一些学者着重从语义学角度，探讨了从“格致学”到“科学”这两个词汇的更替所显示出的对科学认识的深化。王果明、李双璧、樊洪业等学者，一致认为“格物致知”之说出自《礼记·大学》，经朱子等历代儒家解说，“格致”一词的含义大致有二：一是穷究事物而获新知；二是格去物欲，诚意正心。最先用“格致”之学来指称西方科学技术的是利玛窦，而洋务运动后的晚清社会已普遍地把“格致学”一词认定为自然科学的专门术语。王果明指出，这反映了文化传播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对一种相异的文化，最初常从原有的认知结构出发，采取同化性的认识，即用传统的眼光来看待外来文化，这常会置外来文化的确切内涵于不顾，产生附会。”所以在整个洋务运动中，对西方科学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科学现象论阶段。只有到19世纪末科学一词逐渐代替“格致”时，严复等人才开始触及到科学的实质和方法论（注：从“格致学”到“科学”——近代中国对“科学”认识的深化[J].中州学刊，1990，（2））。 李双璧把科学取代“格致”称为“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认为科学一词“确实有着‘格致’无可比拟的丰富内涵和广袤外延”，况且“从观念形态上彻底与传统经学决裂，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注：从“格致学”到“科学”：中国近代科技观的演变轨迹[J].贵州社会科学，1995，（5））。樊洪业考察了科学一词被引入的过程， 认为是康有为在1897年前后编写《日本书目志》时首先使用科学一词的。此后，在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那里，科学一词有时指自然科学，但更多的场合是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各门科学”。在民国元年将格致科学改称理科以前，科学与格致这两个词是并存的。科学多指各门学问，格致专指自然科学。到辛亥革命后，随着赴美留学生的急剧增加及其影响的扩大，以科学指自然科学的理解也不断被强化。此后，两种不同范围的“科学”都被人们接受，在不同场合给予不同的理解。 二、关于唯科学主义及科学救国论 唯科学主义又称科学主义，或称泛科学主义。它“是一种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包括人生观都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且在与科学本身无关的某些方面利用科学威望的倾向”。（注：中国近代唯科学主义思潮新论[J].天津社会科学，1997，（2 ））美籍学者郭颖颐认为，近代中国的唯科学主义思潮开始于1907年吴稚辉和李石曾在巴黎创办的《新世纪》周刊。但段治文认为，这种思潮的形成最早可推至戊戌时期，这种科学公理决定人文主观的思想，早已存在于康有为和严复的思想之中，并被用以实践。五四时期被学术界普遍认定为唯科学主义的高涨时期。郭颖颐指出，这时的唯科学主义有两大派别，即以吴稚辉、陈独秀为代表的“唯物论唯科学主义”和以胡适、丁文江、任鸿隽、唐铖为代表的“经验论唯科学主义”。而段治文则提出“三种路向”说，认为陈独秀强调科学决定社会人文主观；胡适更多地宣扬科学方法万能论；丁文江“把科学看作一种广泛的思想态度”，“要求以科学作为评判人生及批判传统的基础”，极端推崇科学理性。（注：中国近代唯科学主义思潮新论[J].天津社会科学，1997，（2））陈廷湘撰文指出， 五四时期的唯科学主义表现在：人们在实证科学基础上构建宇宙观和世界观，把科学引入历史学领域，把科学引入人生观领域，高扬实证归纳法等等。不少论者还探讨了科玄论战与唯科学主义的关系，并普遍认为论战把近代唯科学主义思潮推向了顶峰。例如郭颖颐在他的著作中就用“唯科学主义的胜利”作为叙述科玄论战那一章的标题。高力克也认为，科玄论战无疑导致了唯科学主义的激流涌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