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X2；K25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942x（1999）03-0005-07 章太炎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宣传家。当时革命派的宣传重点是反清。清朝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满族建立的王朝，它曾很强大，但18世纪中叶后日渐衰败，至19世纪末已十分腐朽。为了推翻清朝，振兴中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大力宣传反清复汉的民族主义思想，以争取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之支持，章太炎便是这一宣传中的健将。章氏浙江余杭人，其民族主义思想首先是当时中国历史大背景之产物，故与孙中山等其他革命家自有不少相同之处；但除此之外，还与他成长的江南人文环境、所受教育、经历以至个性等有关，从而又带有他自己的特色。本文主要就浙江的人文环境与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及其特色间的关系作些探讨，不当之处，敬祈指出。 一 章太炎认为，汉族的反清民族思想，“其种性根于二百年之遗传”[1]，亦即从清兵入关起一直传承下来的。 就他本人民族思想之形成而言，此说不为无故。 1645年清兵南下，在江南一带制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案，同时重申剃发令，且以极其严酷的手段推行之。汉族向来十分重视服装、发式，二千多年前，孔子即已把“被发左衽”等同于丧失民族独立。清廷强行剃发令，就是要强迫汉族承认和接受被征服、被统治的地位，这是对汉族极大的民族侮辱，当即激起江南一带人民极为强烈的反抗。 清兵进入江南后，浙江到处兴起抗清义师。除英勇战死者外，有大批浙江志士，或因眼看明朝之亡已无力挽回，或因兵败城破拒不降清，而自杀殉节，他们中有明朝左都御史刘宗周，苏松巡抚祁彪佳，鲁王政权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朱大典、张国维，兵部侍郎陈函辉等等。特别是明末举人张煌言（字苍水），他从1645年在宁波参加抗清，在浙江其他抗清义军都已失败后，仍在艰难困苦中顽强斗争，直至1664年在舟山南田岛被俘，严拒敌人劝降，被押至杭州壮烈就义。“生比鸿毛还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信史传！”[2] 张煌言的事迹、气节和他那些慷慨悲壮的诗文，令代代浙人为之动容。章太炎盛赞张氏“非独超跃史、何诸将相，虽宋之文、李，犹愧之矣！”并谓读了张氏之史传、诗文而“犹忍与彼虏终古者， 非人也。”[3]说史可法、 何腾蛟、文天祥、李庭芝等全不及张煌言，不无偏颇，但这反映了章氏对张敬仰之深，亦为张氏在浙人心目中影响深远之有力例证。 值得一提的还有抗清失败后亦以自杀殉节的万历进士王思任，他生前与南明权奸马士英等作了坚决斗争，致信马士英，要他自杀以谢天下，正气凛然地警告马氏：“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区也。”[4]这一名言亦长久鼓励浙人之气节， 正如鲁迅所言：“身为越人， 未忘斯义。”[5] 明末清初三位伟大学者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的道德文章，都对浙江人有很大影响。三人立身行事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都学问博大精深，都参加清初抗清，失败后都终生拒不仕清而以著述、讲学将民族思想溶入学术以传之后代。其中顾、黄均为江南人。他们三人的事功、操守和学问，对全国都有很大影响，而作为浙江学者的章太炎，所受影响更为深刻，这仅从他原名炳麟，成年后为敬仰顾炎武（名绛）、黄宗羲（字太冲）而改名绛，号太炎，就可得到证明[6]。 在清朝前期，另有不少浙江学者采用著书等方式坚持与清朝斗争，由此招致杀身灭族之灾。康、雍、乾三朝绵延一百多年、多达百起以上的文字狱，最大几起几乎都与浙人直接有关，如最早一起文字狱大案、康熙初年庄廷
《明史》案，雍正朝第一起文字狱大案汪景祺《西征随笔》案，接着发生的查嗣庭《维民所止》试题案，特别是雍正中期曾静、吕留良案，以及清朝最后一次文字狱大案、乾隆中叶的齐周华案，这些大案之主角庄、汪、查、吕、齐均为浙江人。章太炎认为，“民族革命，光复旧物之义，自船山（王夫之）晚村（吕留良）以来，彰彰在人耳目”[7]。1913年，他作为民国政府临时稽勋局名誉审议、 开列授勋名单，其中“耆儒硕学著书腾说提倡光复者”共五人，把吕留良与顾炎武、王夫之、戴名世等并列，可见其推崇之高。另一位乾隆朝著名学者全祖望（鄞县人），为张煌言、黄宗羲、顾炎武及许多其他明季忠义写传，表彰他们生平业绩和学术，这对章太炎形成反清思想亦起过重要作用，章氏回忆自己“弱冠，睹全祖望文，所述南田、台湾诸事甚祥，益奋然欲为浙父老雪耻。”[8] 清廷从多次文字狱案中发现江南人反清情绪特别顽强，因而排斥江南，尤其浙江士人。雍正朝曾不定期停止浙江全省乡、会二试，又指责浙江“风俗浇漓，人怀不逞”而特设“观风整俗使”加以监察[9]。 章太炎后来论及清廷排斥浙人及文字狱等事时说：“此浙人一时之不幸，日后当以此为荣也。”[10]他在许多文章中怒斥清朝推行文字狱，足见文字狱在他心中造成的仇清情绪长久地挥之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