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学术观

      [分类号]K8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1－4799(1999) 05－0075－0081

      一、学无中西

      在1911年撰写的《国学丛刊序》（注：《国学丛刊序》，《王国维遗书》第4册，《观堂别集》卷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第6～10页。）一文中，王国维说：

      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中国近代学术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的过渡期，它又是在外患日亟与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开始其学术历程的，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充满着旧与新、中与西之间的冲突与混杂，而所谓的“中西、新旧之辨”也常成为困扰晚清以迄民国时期学者们的重要问题。

      实际上，晚清以来的所谓“新学”有两种不同的涵盖：一是指所谓“今文经学”，与之相对应的“旧学”则是指继承古文经传统的清代“朴学”，亦即“汉学”；一是指由西方引进的学术思想以及主要运用西方的思想方法进行研究的中国学问，与之相对应的“旧学”则是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由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晚清今文经学派多引用西方学术思想以阐释儒家经典，“微言大义”，为其维新改良运动服务，与“西学”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今文经学派的“新学”也常常被人们等同于“西学”。“五四”以后，今文经学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学术上“古今之争”不再是经学史上的“古今之争”，所谓新旧的区别乃主要是指“西”与“中”，亦即西方现代学术与中国传统学术的区别。因此，就整个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而言，所谓“新旧之争”也就主要表现为中西之争。而中西学术与思想的冲突、融会、整合，实远远地超出学术的范围，广泛地深入到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变迁的各个方面。

      王国维从纯学术的角度出发，提出“学无中西、无新旧”的主张，在学术界率先打破了限制学术发展与思想自由的中西、新旧的畛域，从理性认知上开启了现代学术的枢纽，在学术史与思想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王国维认为，古今东西之学，不外乎科学、史学与文学三大类，“惟一国之民性质有所毗，境遇有所限，故或长于此学而短于彼学；承学之子资力有偏颇，岁月有涯涘，故不能不主此学而从彼学，且于一学之中，又择其一部而从事焉。此不独治一学当如是，自学问之性质言之，亦固宜然。然为一学无不有待于一切他学，亦无不有造于一切他学”（注：《国学丛刊序》，《王国维遗书》第4册，《观堂别集》卷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7页。）。因此，无论治何种学问，只要其境界达到一定的程度，则无不相通，而无所谓学科之差别也。

      何以言学无中西？王国维说：“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即从俗说而姑存中学西学之名，则夫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特余所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授之西学而已。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之以《诗》、《骚》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则于此学固未为善。必如西人之推算日食证梁虞唐一行之说，以明《竹书纪年》之非伪，由《大唐西域记》以发见释迦之支墓，斯为得矣。故一学既兴，他学自从之，此由学问之事本无中西。彼鳃鳃焉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注：《国学丛刊序》，《王国维遗书》第4册，《观堂别集》卷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8页。）只有彻底拆除中西学问之间的藩篱，才有可能在真正的意义上完全打破对西方学术思想的隔膜和敌视，才有可能真正地接受西方文化，并逐步将中西文化融会贯通，从而真正地改造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体系。

      王国维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在当时的学术界，是相当先进的。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他才有可能在研究中广泛地吸收西方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并在研究中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尝试，得出了许多独创性的新见解。

      王国维之所以会有“学无中西”的认识，导因于他对异质文化思想影响于我国民族文化思想的历史渊源，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在作于1905年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说：

      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自周之衰，文王周公势力之瓦解也，国民之智力成熟于内，政治之纷乱乘之于外，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于社会之要求，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于道德、政治、文学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自汉以后，天下太平，武帝复以孔子之说统一之。其时新遭秦火，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其为诸子之学者，亦但守其师说，无创作之思想，学界稍稍停滞矣。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担簦访道者接武于葱岭之道，翻经译论者云集于南北之都。自六朝至于唐室，而佛佗之教，极千古之盛矣。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然当是时，吾国固有之思想与印度之思想互相并行，而不相化合；至宋儒出，而一调合之，此又由受动之时代而稍带能动之性质也。自宋以后，以迄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注：《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先生全集》第5册，《静安文集》，台北：大通书局，1976，第1822～18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