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发生的戊戌变法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也是一次深刻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运动，又是一次思想解放和文化启蒙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和影响。 当年，贵州人士曾积极参加戊戌变法的有关活动，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18行省众多应试举人进行“公车上书”时，其中就有贵州举人。值得一提的是，最初参加聚议的1300多人后“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数百人遂取回知单，实际签名者只603人， 贵州举人则有95人， 占此总数的1／6，在18行省中为第二多者；1898年，康有为发起组织保国会时，该组织先后召开过三次会议，其中一次在北京贵州会馆举行，这也表明该组织得到贵州在京人士的支持，或有他们参与；其时任礼部尚书的贵州人李端棻是朝廷中唯一的“言新政”的二品大员，他曾荐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18位维新人士入朝，变法时期，他又在康、梁与光绪皇帝之间的联系起着重要作用。由此可见，贵州人士在北京曾经参与戊戌维新运动。不仅如此，变法维新的影响也传入贵州，就在1898年初，湘人吴嘉瑞到贞丰百层任厘金总办时，曾与杨虚绍发起组织“仁学会”，该会以文昌宫为会址，“每夜由吴杨共选一讲演题目，或国防时事，或国内政治”，抨击时政，鼓吹变法，入会青年知识分子多达30余人；1897年，贵州学政严修改贵州学古书院为经世学堂，招贵阳、贵筑及省内各属高材生40人，除教授经、史之外，并授天算、格致等新学。 尽管当时贵州人士中不乏上述趋时者，在办新学堂方面且得风气之先，然而，我们却不能不看到，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重要一页的戊戌变法对贵州所产生的影响，与当时贵州人士的参与程度似不成比例。95名贵州举人在北京“公车上书”时是那样的热血沸腾，义无反顾，为什么回到贵州后却未曾奔走呼喊，进一步扩散变法维新思想，是不能耶？抑或是不为耶？我以为，由此作进一步的探析，了解戊戌维新运动在贵州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这不仅是研究戊戌变法运动之所需，而且对于认识贵州社会近代化历程何以起步既慢、进展甚缓，亦有帮助。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的贵州人，特别是大众情绪的主要代表者知识分子们，是从爱国救亡的层面去认同和参与戊戌变法运动的，在他们之中尚无学习西方，突破儒家思想模式、解放思想、进行文化启蒙的认识和先行者。这是因为，当时的贵州社会不具备相应的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条件。 我们知道，鸦片战争后，贵州社会经济中虽然有商品经济在滋生和发展，但总体发展水平较东南沿海和周边地区都要落后，而进入晚清以后，封建统治制度日益腐朽衰败，但封建剥削却不断加重。其时，封建政府的田赋、征派、税、捐、差徭等有增而无减，即以田赋为例，嘉庆年间，田赋随征耗羡，每正赋1两，带征银10—15分， 正赋米每石带征耗米10—15升，到清末时，因各地官吏任意增加征收数额，“正银1 两”竟“收至10两以上”。至于以“踩戥、踢斛、样盘、零尖”、“地盘米”、“看谷费”、“风车谷”等名目的浮收、勒折等更层出不穷，其数额较前期和前朝增加数倍。田赋之外，更有苛繁的捐税和徭役负担，而各地地主则通过畸重的地租和高利贷等疯狂榨取农民的血汗，正是由于残酷的封建剥削，广大贵州农民生活十分艰难，他们一年辛劳却不能求得温饱，常常“至食草根、木皮”，“终日采芒为食，四时不能得一粟入口”，有的人甚至“田园卖尽，始而鬻卖屋宇，继而鬻卖男女”，“更有逃亡故绝”者，他们连起码的生活也难以维持，更无力扩大再生产，致使直至清末及此后很长时期贵州农业经济长期在低水平状态中徘徊。 咸同年间长达18年的社会剧烈震荡，特别是封建统治阶级对贵州各族农民的血腥镇压，使贵州社会经济一度遭受严重破坏。据统计，全省死于战乱者在200万人以上，而咸丰元年（1851）时， 全省丁口总数仅为544万人，人口的剧减表明劳动力损失巨大， 战火还造成老百姓房屋被毁，财产、粮食、牲畜、工具被洗劫一空。战乱之后，贵州农村虽有复苏，但经此破坏进一步拉大了与沿海及发达地区的差距，造成了直至清末、贵州的支柱经济仍旧是农业经济，仍未突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的状况。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在贵州所造成的影响也与沿海地区不尽相同，贵州人士虽有因列强侵略造成的屈辱感和承担赔款的经济重负，但其大多数人并不曾有过列强坚船利炮的实际感觉；洋纱洋布虽畅销于贵州的一些农村市场，但有清一代，洋人未曾在贵州城镇办过一家工厂、也不曾划分出一块租界，只在边远的铜仁万山、梵净山等处开办了数家矿业公司。因此，贵州人感受不到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直接影响。19世纪80年代在贵州兴办的全国第一个“官商合办”的近代企业—青溪铁厂，其机器设备购自英国，还聘请了外籍工程师，但主持人潘露不是贵州人，技师、工匠系从江浙聘来，潘露不幸“积劳病故”后，贵州竟找不到精通西学的干员以接任其职。而该厂从一开始就因设计规划存在问题陷入“亏折”的困境，此后更因管理不善而终于倒闭。因此，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并未起到示范的作用，相反只能产生负面影响。 这一时期的贵州人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感受十分有限，而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认识更加肤浅。当时，开始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只有经世学堂的40名学生，他们所学的近代科学知识也只是初级数学、物理、化学等；当时贵州尚未派人游学国外（直到1905年前后，贵州官费、公费资送留学日本学生54人、自费生10人），而此前贵州人士走出国门并带回国外印象造成影响者，也只有黎庶昌等数人；贞丰仁学会成员在交通不便、地方偏僻的黔西南，其所议论的国际时事和“西儒学说”，难免不是皮毛之见；至于当时追随西方传教士的贵州教徒多系农村妇女和社会下层人士，她们只是盲从天主教的基本教义，没有对包括天主教教义在内的西方文化的全面深刻的领悟，更谈不上是西方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就是将上述几种人都算作是西方文化的接受人和传播者，其总数也不过数百人而已。对于一个户籍口数多达500余万，交通不便、 信息传播不灵的内陆省份而言，无论怎样看，西方物质和精神文化远未达到广泛传播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