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为反对外来侵略，日本和中国都在寻求富国强兵之路。日本经1868年的明治维新成功地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1898年的中国戊戌维新运动却失败了，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明治维新和戊戌维新有许多相似之处。无独有偶，在两国维新运动中，出现了两本同一名称的书，即日本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劝学篇》和中国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的《劝学篇》。本文试就两《劝学篇》产生的历史背景、写作宗旨、思想内容以及客观影响进行比较研究，以追寻其根源，分析其得失，考察其效应。 福泽谕吉（1834年—1901年）是日本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创始人，明治时代的杰出思想家，“是缔造日本近代文明的一位杰出领袖”（注：鹿野正直《〈福泽谕吉〉序言》，卡崇道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1872年（明治五年）—1876年（明治九年），陆续发表了17篇批判日本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宣扬资产阶级“天赋人权”思想的旨趣相近的文章。1880年，福泽谕吉把17篇文章合订为一本出版，取各《学问のすすめ》，汉译名为《劝学篇》。1872年文章一发表，就蜚声全国，影响巨大，发行总数不下70万册。“假定第一篇的真伪本共达22万册，并以日本的3500万人口相比较，则160 人中必有一人读过此书，这是自古以来罕有的发行状况，并可由此看出近来学问迅速发展的趋势”（注：福泽谕吉《劝学篇·序》合订本， 群力译， 商务印务馆1962年出版。）。文章的发表成为日本近代出版史上的一大奇迹，并“以其对儒家思想的猛烈抨击，成为感人肺腑的一部名著，给人以这是一个血气方刚的洋学者在威严地怒喝犬儒的感觉”（注：鹿野正直《〈福泽谕吉〉序言》，卡崇道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因此这些文章的发表，有力地促进了日本人民的觉醒，对当时的教育，乃至整个日本社会的变革，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吹响“打倒封建旧日本，建设近代新日本”的进军号角（注：转引自羽仁王郎《日本人民史》，三联书店1958版，59页。）。 张之洞（1837年—1909年），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晚清官僚中较为开明者，于1898年4至5月间（光绪二十四年），撰写《劝学篇》内、外篇共计24篇，另在篇前有一序言，强调“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注：张之洞《劝学篇·序》，《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零二。）。中心思想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即要尊孔读经，维护纲常名教，在器物改革的同时，又要接受封建主义的教育，不丧失封建主义的立场。“内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注：张之洞《劝学篇·序》，《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零二。）。张之洞的门生黄绍箕将此书呈进朝廷，光绪批阅后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意”（注：张之洞《劝学篇》引上谕。）。于是便以圣谕的形式，谕令军机处转发此书，给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并要求各地广为刊布，《劝学篇》很快刊行全国，也立即在“官员士子”中引起一阵狂热，“上读其书善之，优诏褒奖，颁示各省大吏。都人士求其书不得，则辗转传钞；上海用西法影摹上石，凡三易版本”（注：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一，《戊戌变法》，第一册，361页。）。 不久又被译为英法两种文字，分别在美欧出版。1900年，纽约出版乌特勃来基（Samuel I Woodbridge ）译本， 题称《中国唯一之希望》（China's only Hope；An Appeal bythe Greatest Viceroy ChangChintuny），称“他的书受到中国人如此热烈的欢迎，以致我们能够确实地估计，其流行的刊本数，当达100 万册”（注：引彭久松《论劝学篇》未刊稿：《劝学篇》的发行数无法查考，但《劝学篇》英译者这个“确实地估计”显然是过高的。此后它不断地被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包括马士等）加以援引，以讹传讹，以至于今。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指出《劝学篇》已发行“数万册”，说发行量这样大，起了很坏的影响。何、胡作为论敌而透露的《劝学篇》的发行数，可能更接近实际情况一些。）。清政府视《劝学篇》为抵制新思想的救命草，甚至张之洞死后，清政府仍以他写《劝学篇》为一大功绩，说“诏荆、湘之髦士，《劝学》成书”（注：《谕祭文》，《张文襄公奏稿》卷首。）。以封建顽固著称的苏舆在《翼教丛编》中，也对《劝学篇》称誉备至，说：“康梁方浸浸响用；……自朝逮野，默不敢言，惟张香涛尚书《劝学篇》，……辞而辟之。”（注：苏舆《翼教丛编》叙目。）并说：“疆臣佼佼，厥惟南皮，《劝学》数篇，挽澜作柱。”（注：苏舆《翼教丛编》叙目。）伦敦会教士格利维斯（Gniffion John ）在《中国唯一之希望》的英译本序文里赞扬张之洞是：“今日中国一个最伟大的人，中国没有比这两湖总督更为杰出的真正爱国者与有才能的政治家了。”《劝学篇》虽为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分子所欣赏，而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却不是这样，改良派的梁启超说它“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卷二百一十二，7页。）。革命派的沈翔云， 更斥张之洞“将欲中国之永不自立乎？将欲中国永无文明之日”（注：沈翔云《复张之洞书》，《黄帝魂》，233页。）。 《劝学篇》是反对维新运动的纲领，是“反对维新派的宣言书”（注：彭久松《张之洞〈劝学篇〉是反对维新派的宣言书》，《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 年4期。）。张之洞的《劝学篇》和福泽谕吉的《劝学篇》都出现在两国启蒙运动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历史效果为什么截然不同？其分歧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两国历史背景相同，国内形势不同，写作目的也不相同 中日两国都经历过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日本还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两国的政治思想、道德风尚、文化习惯以及人情习俗都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两国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气质毕竟不一样。维新前的日本、中国都曾采取闭关锁国政策，断绝了同世界各国的往来，儒家思想一直是两国的正统统治思想。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一书中评述了这段历史。他说：“等级制度一直束缚着日本人的生活，儒家道德在社会关系中成了上下尊卑、服从和效忠等关系的基础。而幕府为了维护这种封建秩序，对任何形式的变化都不感兴趣。”当1840年英国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幕府因害怕重蹈中国覆辙，攘夷论者也在大炮的威胁下，终于认识到攘夷是不可能的。日本最终选择了对外开港对内改革，并大量学习外国的先进之处。“明末以来中国介绍西方和世界的书籍，便成为日本的应急之需”，“仅《海国图志》一书，总计1854年—1856年内，训点翻印和出版的日译本多达22种”（注：转引自宋成有、沈仁安《明治前后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日本历史研究》1982年1期。）。 此时的清朝还沉缅于老大天朝至善至美之幻梦中。正如费正清所说：“中国文明在近代已经取得的成就，是导致中国落后的一个根本原因。”（注：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9页。）《海国图志》于道光三十年（1850 年）传入日本，对日本社会思想，尤其是对明治维新运动时期的社会思想，产生了广泛深入的影响。但在本国，作为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代表作，作为迎接和追赶世界近代化浪潮的代表作，其社会作用不宜低估，但和在东邻所起的促进社会进步的明显作用相比，却大为逊色。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19世纪下半叶的东方国家，都面临着民主改革的基本任务，故而社会启蒙思潮的内容也基本相同：都以西学为中心，并同爱国救亡、维新变革和宣传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理性原则有机结合起来。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把“文明开化”作为基本国策与“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并论，“求知识于世界”即向西方文明学习的进程迅速推进。福泽谕吉由此投入日本的启蒙运动，并写下《劝学篇》，宣传自由、平等、独立、民权等学说。福泽谕吉曾说：“当时我是怀着一片热心，想在日本提倡洋学，一定要使日本变成一个西洋式的文明富强的国家，这种意图曾使庆应义塾（注：庆应义塾：1858年，福泽谕吉在江户奥平家开办私塾，1868年为扩大私塾购买马公馆，改为“庆应义塾”。福泽谕吉以此为阵地，从事教育，传播“西方文明”，为日本培养出许多著名的洋学者，成为明治时期资本主义的建设人才。）成为西洋文明的向导，宛如西洋文明的东道主。”（注：《福泽谕吉自传》，马斌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并说：“我们洋学者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介绍西洋的实际情况，促使国民有所变通，早日进入文明开化的大门。”（注：《福泽谕吉自传》，马斌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