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两《劝学篇》之比较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任光敏:四川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进修学者,指导教师四川师范大学彭久松教授,四川成都610068

原文出处: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在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和中国戊戌维新运动中,先后引人注目地出现过同一书名的两部著作—日本著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劝学篇》和中国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的《劝学篇》。作为对19世纪后半期席卷亚非拉美欧风美雨的直接反应,两书均以寻求本国富国强兵之路为己任,但究其实效,它们在各自国家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却迥不相同。究其原因,在于两书写作背景、对儒学的态度以及对平等、民权等思想的取舍均有所不同。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1999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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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中期,为反对外来侵略,日本和中国都在寻求富国强兵之路。日本经1868年的明治维新成功地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1898年的中国戊戌维新运动却失败了,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明治维新和戊戌维新有许多相似之处。无独有偶,在两国维新运动中,出现了两本同一名称的书,即日本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劝学篇》和中国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的《劝学篇》。本文试就两《劝学篇》产生的历史背景、写作宗旨、思想内容以及客观影响进行比较研究,以追寻其根源,分析其得失,考察其效应。

      福泽谕吉(1834年—1901年)是日本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创始人,明治时代的杰出思想家,“是缔造日本近代文明的一位杰出领袖”(注:鹿野正直《〈福泽谕吉〉序言》,卡崇道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1872年(明治五年)—1876年(明治九年),陆续发表了17篇批判日本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宣扬资产阶级“天赋人权”思想的旨趣相近的文章。1880年,福泽谕吉把17篇文章合订为一本出版,取各《学问のすすめ》,汉译名为《劝学篇》。1872年文章一发表,就蜚声全国,影响巨大,发行总数不下70万册。“假定第一篇的真伪本共达22万册,并以日本的3500万人口相比较,则160 人中必有一人读过此书,这是自古以来罕有的发行状况,并可由此看出近来学问迅速发展的趋势”(注:福泽谕吉《劝学篇·序》合订本, 群力译, 商务印务馆1962年出版。)。文章的发表成为日本近代出版史上的一大奇迹,并“以其对儒家思想的猛烈抨击,成为感人肺腑的一部名著,给人以这是一个血气方刚的洋学者在威严地怒喝犬儒的感觉”(注:鹿野正直《〈福泽谕吉〉序言》,卡崇道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因此这些文章的发表,有力地促进了日本人民的觉醒,对当时的教育,乃至整个日本社会的变革,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吹响“打倒封建旧日本,建设近代新日本”的进军号角(注:转引自羽仁王郎《日本人民史》,三联书店1958版,59页。)。

      张之洞(1837年—1909年),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晚清官僚中较为开明者,于1898年4至5月间(光绪二十四年),撰写《劝学篇》内、外篇共计24篇,另在篇前有一序言,强调“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注:张之洞《劝学篇·序》,《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零二。)。中心思想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即要尊孔读经,维护纲常名教,在器物改革的同时,又要接受封建主义的教育,不丧失封建主义的立场。“内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注:张之洞《劝学篇·序》,《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零二。)。张之洞的门生黄绍箕将此书呈进朝廷,光绪批阅后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意”(注:张之洞《劝学篇》引上谕。)。于是便以圣谕的形式,谕令军机处转发此书,给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并要求各地广为刊布,《劝学篇》很快刊行全国,也立即在“官员士子”中引起一阵狂热,“上读其书善之,优诏褒奖,颁示各省大吏。都人士求其书不得,则辗转传钞;上海用西法影摹上石,凡三易版本”(注: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一,《戊戌变法》,第一册,361页。)。 不久又被译为英法两种文字,分别在美欧出版。1900年,纽约出版乌特勃来基(Samuel I Woodbridge )译本, 题称《中国唯一之希望》(China's only Hope;An Appeal bythe Greatest Viceroy ChangChintuny),称“他的书受到中国人如此热烈的欢迎,以致我们能够确实地估计,其流行的刊本数,当达100 万册”(注:引彭久松《论劝学篇》未刊稿:《劝学篇》的发行数无法查考,但《劝学篇》英译者这个“确实地估计”显然是过高的。此后它不断地被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包括马士等)加以援引,以讹传讹,以至于今。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指出《劝学篇》已发行“数万册”,说发行量这样大,起了很坏的影响。何、胡作为论敌而透露的《劝学篇》的发行数,可能更接近实际情况一些。)。清政府视《劝学篇》为抵制新思想的救命草,甚至张之洞死后,清政府仍以他写《劝学篇》为一大功绩,说“诏荆、湘之髦士,《劝学》成书”(注:《谕祭文》,《张文襄公奏稿》卷首。)。以封建顽固著称的苏舆在《翼教丛编》中,也对《劝学篇》称誉备至,说:“康梁方浸浸响用;……自朝逮野,默不敢言,惟张香涛尚书《劝学篇》,……辞而辟之。”(注:苏舆《翼教丛编》叙目。)并说:“疆臣佼佼,厥惟南皮,《劝学》数篇,挽澜作柱。”(注:苏舆《翼教丛编》叙目。)伦敦会教士格利维斯(Gniffion John )在《中国唯一之希望》的英译本序文里赞扬张之洞是:“今日中国一个最伟大的人,中国没有比这两湖总督更为杰出的真正爱国者与有才能的政治家了。”《劝学篇》虽为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分子所欣赏,而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却不是这样,改良派的梁启超说它“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卷二百一十二,7页。)。革命派的沈翔云, 更斥张之洞“将欲中国之永不自立乎?将欲中国永无文明之日”(注:沈翔云《复张之洞书》,《黄帝魂》,233页。)。 《劝学篇》是反对维新运动的纲领,是“反对维新派的宣言书”(注:彭久松《张之洞〈劝学篇〉是反对维新派的宣言书》,《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 年4期。)。张之洞的《劝学篇》和福泽谕吉的《劝学篇》都出现在两国启蒙运动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历史效果为什么截然不同?其分歧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两国历史背景相同,国内形势不同,写作目的也不相同

      中日两国都经历过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日本还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两国的政治思想、道德风尚、文化习惯以及人情习俗都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两国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气质毕竟不一样。维新前的日本、中国都曾采取闭关锁国政策,断绝了同世界各国的往来,儒家思想一直是两国的正统统治思想。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一书中评述了这段历史。他说:“等级制度一直束缚着日本人的生活,儒家道德在社会关系中成了上下尊卑、服从和效忠等关系的基础。而幕府为了维护这种封建秩序,对任何形式的变化都不感兴趣。”当1840年英国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幕府因害怕重蹈中国覆辙,攘夷论者也在大炮的威胁下,终于认识到攘夷是不可能的。日本最终选择了对外开港对内改革,并大量学习外国的先进之处。“明末以来中国介绍西方和世界的书籍,便成为日本的应急之需”,“仅《海国图志》一书,总计1854年—1856年内,训点翻印和出版的日译本多达22种”(注:转引自宋成有、沈仁安《明治前后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日本历史研究》1982年1期。)。 此时的清朝还沉缅于老大天朝至善至美之幻梦中。正如费正清所说:“中国文明在近代已经取得的成就,是导致中国落后的一个根本原因。”(注: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9页。)《海国图志》于道光三十年(1850 年)传入日本,对日本社会思想,尤其是对明治维新运动时期的社会思想,产生了广泛深入的影响。但在本国,作为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代表作,作为迎接和追赶世界近代化浪潮的代表作,其社会作用不宜低估,但和在东邻所起的促进社会进步的明显作用相比,却大为逊色。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19世纪下半叶的东方国家,都面临着民主改革的基本任务,故而社会启蒙思潮的内容也基本相同:都以西学为中心,并同爱国救亡、维新变革和宣传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理性原则有机结合起来。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把“文明开化”作为基本国策与“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并论,“求知识于世界”即向西方文明学习的进程迅速推进。福泽谕吉由此投入日本的启蒙运动,并写下《劝学篇》,宣传自由、平等、独立、民权等学说。福泽谕吉曾说:“当时我是怀着一片热心,想在日本提倡洋学,一定要使日本变成一个西洋式的文明富强的国家,这种意图曾使庆应义塾(注:庆应义塾:1858年,福泽谕吉在江户奥平家开办私塾,1868年为扩大私塾购买马公馆,改为“庆应义塾”。福泽谕吉以此为阵地,从事教育,传播“西方文明”,为日本培养出许多著名的洋学者,成为明治时期资本主义的建设人才。)成为西洋文明的向导,宛如西洋文明的东道主。”(注:《福泽谕吉自传》,马斌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并说:“我们洋学者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介绍西洋的实际情况,促使国民有所变通,早日进入文明开化的大门。”(注:《福泽谕吉自传》,马斌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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