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历史悠久，早在公元716年即设立县府， 置于现在的泉州城。此后，泉州成为历代州治府治首邑。1951年晋江和泉州分治以前，泉州城、安海、金井、石狮、永宁等地，一直属于晋江辖区（注：参见黄云传、高玉萱：《略谈晋江行政区域的演变》，《晋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晋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第1—7页。）。在晚清时期，这些地方因对外交通发达、外出移民多而形成为早期的侨乡，侨乡教育也最早在这些地方萌芽发展，到民国时期蔚为大观。本文试以这些地方为个案（即晚清时期的“晋江”），探讨华侨华人在家乡捐资办学是如何兴起发展以及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点，以就教于方家。 社会历史背景 一、悠久的移民传统与文化心理 传统的中国社会，安土重迁，离乡背井外出谋生似乎难以理解，然而在闽粤地区，有不少人移居到海外谋生，这与闽粤地区的移民传统有着很大的关系。闽粤地区的移民传统与文化心理是了解闽粤社会和闽粤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前提之一。 晋江古为泉州首邑，范围包括今泉州市，晋江人流寓海外，有着悠久的历史，正式见于史籍的不迟于唐代（注：黄凤长：《晋江华侨出国史略及出国原因》，《华侨史研究论文集》第1集， 华侨大学华侨研究所编，第153页。）。晋江还以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发达而闻名。 “当荷兰人在欧洲作为海上马车夫称雄之时，晋江人也被誉为中国海上的马车夫”（注：庄国士“The Social Impact On Their Hometown OfJinjiang Emigrants'Activities During The 1930s，”L.M.Douw andP.Post,South China:State,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 during the 20th Century,P170。）。西人东来前的几百年间，有不少早期的华侨，广泛分布在日本和南洋各地。鸦片战争前的三百余年间，私商空前活跃，小商贩、手工业者、农民、渔民等大批外出谋生，从晋江外出的移民有几万人之多（注：黄凤长：《晋江华侨出国史略及出国原因》，《华侨史研究论文集》第1集，华侨大学华侨研究所编，第160页。）。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沿海人民潮涌般流向国外，晋江人民移居海外进入高潮时期，奠定了其作为中国近代著名侨乡的基础。 在《中国殖民史》中，李长傅先生从地理角度分析了移居东南亚多为闽粤人的原由：闽粤与南洋一海相隔，往返方便；闽粤地区开发较迟，人民乡土观念及儒家思想淡薄，民性彪悍，海盗横行；闽粤地区海岸曲折，人民对海洋颇为熟悉。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则从地理、人种、历史、文化特征等角度阐述了闽粤居民的文化特征：多山岭、少平原，多数人民不能以农业为生；以航海捕鱼为生者，为数甚繁；与中国其它区域颇少文化上沟通的机会；一部分贫穷居民，勇于渡海，往南洋各处谋生（注：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9年出版，第11页。）。 特殊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使得晋江侨乡教育独具特色：历代诸多读书士子，不以“学而优则仕”为念，厌薄制举，不求仕进；“儒而重商”，不仅“儒不轻贾”，甚至乐于从商服贾；重视初等教育的普及，忽视高一级教育的深造，“只图浅学不图深造”的学风盛行（注：郑梦醒：《晋江县教育古今谈》，《晋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132 页。）。这些历史文化的积淀对侨乡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华侨政策的改变与侨乡社会的形成 尽管华侨移居海外谋生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华侨与祖国的关系一直处于异常的状态，“由唐至鸦片战争前，法律上都是不允许人民随意迁移的，更不准留居国外”（注：庄国士：《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6页。），华侨家人对有人出国一事讳莫如深，深恐授人以柄，海外华侨与家乡的联系几乎中断。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及各级官吏慑于列强淫威，对苦力贸易已“基本上听之任之了”（注：庄国士：《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98页。）。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和其后， 清政府与英、法、美等国签订一系列条约，对于人民前往各国，“听自其便，不得禁阻”。清政府在西方列强淫威之下，被迫打开为西方输出劳动力的大门。 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大大震憾了中国朝野。内忧外患之中，中国开始了自强图存的洋务运动，在其过程中，清政府完成了对海外华侨的重新认识：海外华侨的强劲经济实力和所处的优越地理环境可以用来振兴商务，巩固海防。清政府遂主动改变对华侨的态度，在华侨聚居的新加坡、美国、古巴、秘鲁等地设立领事馆，以保护他们的权益。清政府还不断派遣专使到海外华埠，目的则是募捐、鬻爵、招徕华商投资国内，保证华人社会效忠清朝（注：庄国士：《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243页。）。1893年， 清政府正式废除海禁条例，华侨与祖国的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1893年的法令对侨乡社会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也许可以说，1893年是我国侨乡社会形成的重要分界线”（注：黄重言：《试论我国侨乡社会的形成、特点和发展趋势》，《华侨华人历史论丛》第1集， 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编，第8页。）。 经过数百年的孕育，近代侨乡终于形成。“侨乡的出现是清代沿海社区组织发展的重要现象”（注：杨国桢、郑甫红、孙谦：《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158页。 ），侨乡以“侨”的特色形成与非侨乡的区别：侨乡在人口的自然构成上，华侨、归侨、侨眷占相当大的比例；在人口的社会构成上，出现了不少侨户、水客、工人、企业主等新兴的社会阶层；在经济构成上，华侨利用其在外获得的资金、技术、经营经验等，为侨乡引进和创造近代比较先进的工商业生产方式并为之奠定了基础。在公益事业方面，各项设施较为发达；在居住形态上，城镇化趋势明显；在社会风俗上，有相演相嬗的独特民俗风情。在上述特征中，侨乡教育独具特色：侨办教育成为侨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侨乡的文体教育、女子教育比较发达，侨乡的学校比非侨乡多，儿童就学率高，居民文化素质普遍高于其他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