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企业家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尽管中国从明末清初即已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由于中国封建势力的雄厚和小农经济的强大以及产生于此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管理上的负效应，使得萌芽呈现出停滞状态。直到1840年英国用鸦片和军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已经有着悠久历史的资本主义萌芽才被“拔苗助长”所催化，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才在血与火中姗姗产生。然而，中国近代的企业家毕竟形成于历史的夹缝之中，因此也难以避免自身的缺陷。中国近代企业家是在血与火的催化下产生的——诞生时的啼哭预示了它今后深深的苦难，同时也预示了其挣扎奋斗的历程。苦难与挣扎之间，中国近代企业家必然陷于重重的困境之中。重重困境既体现在传统的束缚与支援上，也体现为对帝国主义的排斥与依恋，还体现为早期企业家对现代性的恐惧与期望。 一、传统文化的支援与束缚 以儒家为主、道家为辅的中国文化在中国近代企业家孕育产生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一种传统的“支援意识”，正是由于这种支援意识，才产生了经久不息的中国商化传统。儒家的人本观、义利观和礼法观，道家的无为而治、技兼于事、有生于无和柔弱刚强，既是这种商化传统产生的基础，反过来又受到了商化传统的哺育。正是这种传统培育了中国古代一批又一批的企业家（商人）；也正由于此，中国才能早在16世纪即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事物的发展往往具有两面性，文化更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像婆婆爱孙子一样，为近代企业家的发展套上了爱的枷锁。中国近代企业家虽然是受孕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毕竟在西方列强的催化下产生的。近代企业家的成长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家族主义与企业家的互动 孙中山曾经说过：“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中国对于家族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强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7页。 ）这种家族主义对于近代企业家的成长有着有利的一面，主要表现在：（1）财力的支持。资本的积累是任何一个国家企业家成长的必备条件。资本积累模式有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列强的暴力掠夺，国内的以农补工。然而此三种模式，近代中国的企业家都不具备，因而他们的资本积累也走着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通过家族的财力支持获取必要的启动资金。日本腾井宏教授将徽商的资本归为七种，即共同资本、委托资本、援助资本、婚姻资本、遗产资本、劳动资本和官僚资本。除了劳动资本以外，其它六种资本都与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人力的支持。 企业家在成长之初，不仅需要得到家族的财力上的支持，人力的支持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它既表现在直接的雇佣伙计上，也表现为间接的无形支持上。出于共同荣耀祖先的需要，家族主义对于企业家的成长是非常有利的，如徽商利用家族对从商佃仆的控制。从此观之，就可以理解在近代企业家的发展之初，为什么总是倾向于启用本族成员。不仅因为其是最可相信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为企业家节约生产成本。（3）权力的支持。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企业家是在封建主义的夹缝中成长的。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的最为重要条件就是获得权力上的支持，依赖封建政治势力。早在近代之前，徽商就依赖封建权力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近代社会以来，中国企业家就是从与清政权的联姻中而获得发展的。无论是洋务派的军工企业，还是后来的民用工业，它们的发展都与封建政权有着必然的联系，或者说是在清政权的卵翼下发展的。从而，洋务派的干将也就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企业家。（4）精神的支持。 无论是中国的近代企业家还是古代企业家，他们的精神支持都是家族主义的。虽然在官本位意识下，做官是光宗耀祖的最为重要的途径，但不可否认的是，财力上的支持对于家族的发展是异常重要的。这是历史上的权钱互补。因此，近代企业家的发展除了包含排除外族入侵外，其主要的精神动力就是来自于家族上的动力支持。 家族主义对近代企业家的成长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家族主义对企业家成长的不利的一面，其阻碍主要表现为：（1）财力的非资本化。 如果说在近代企业家发展之初家族主义的财力支持是非常重要的话，那么在企业家的发展过程中，企业自身财力的资本化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才能产生出近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但是由于家族主义的影响，企业自身的成本包括利润的运用却是非资本化的，造成企业资金的分散化行为。其一，置购土地式分散。土地是家族主义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家族发展的希望。中国人对土地的情感是非常深厚的，围绕土地的竞争成为历史上斗争的主要内容。因此，获得尽可能多的土地是家族主义的梦想，也是家族对企业家的期望。企业家不得不运用企业的一部分资金来购置土地，既表明自己对家族主义的立场，也是其精神动力的满足。其二，均分遗产式分散。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多大的企业都须面对一个严峻的事实，即均分财产。这是平均主义思想与家族主义传统嫁接的产物。由于平均分配、分家析产的压力，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会下滑为小农或小贩。这是中国历史上贵族制度无以生存的主要原因，也是近代企业规模过小的历史根源。其三，家族保障式分散。历史上的中国社会保障功能主要是由家族来承担的，族产是保障的重要资金来源，这对于维持族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发展本族教育（历史上中国教育主要是通过家族实现的）、培养家族的下一代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族产的来源主要依靠族人的捐助，而被认为财富最多、名声最差的所有者企业家就不得不掏出企业的资金。既为填补家族的族产需要，也是为了自己的“面子”。（2 ）人力的非规范化。企业家在成长之初，得到家族大量的人力资源。当企业家的发展要发生质变时，这种人力资源的支持反过来又成为制约企业家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一，用人上的任人惟亲。企业家的产生之初，从节约资本等角度观之，企业家主要任用本族人员。但随着企业发展的规模不断扩大，把人员的运用局限于家族的范围，显然不利于企业家的成长。其二，被雇佣者的随意化。本族内的被雇佣者多为小农出身，他们在劳动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但是企业家却不能运用强制性手段进行约束，而只能通过家族主义的说教或强化来进行，使得企业的经营家族化。（3 ）权力的非制度化。企业家成长于封建主义的夹缝中，是家族为企业家的成长打开了通向官府的大门而获得了权力上的支持。但这种权力上的支持是非制度化的、不稳定的。它不仅受着“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规则支配。也受着统治者自身的喜怒哀乐支配，还受着家族的意愿的支配。任何一个层次的疏忽，都可能将促进企业家成长的有利因素变为阻碍企业家成长的灾难性因素。正因为此，封建的清王朝不可能从制度上保证企业家的成长，后者的成长只能在它所允许的范围内。（4 ）精神支持的传统化。企业家的精神支持是家族主义，而且家族的发展是最为重要的东西。换言之，中国传统文化注重集体的发展，特别是家族主义的发展，个人的自由发展、法人化的企业发展都被放到了次要的位置上。个性的被约束使得企业家只能从家族那里寻找精神的动力，而无法通过个性的扩展去促进自身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