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梁启超是一位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人物，也是海内外学术界研究较多的人物之一。比较而言，海外学者比国内学者更加重视梁启超的思想层面。就笔者所读到的海外研究梁启超思想的专著有：李文森（Joseph R. Levenson ）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张灏（HaoChang）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黄宗智（Philip C.Huang ）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LiangCh'i-Ch'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张朋园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和《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以及黄克武的《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本文拟就李文森、张灏、黄克武三人的著作作一述评。 （一） 海外研究梁启超思想最早的一本著作，无疑当推李文森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李氏系20世纪50、60年代美国著名汉学家，是美国战后数十年研究中国历史最有影响的史家之一。他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一书于195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1959年再版（注：该书的中译本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但遗憾的是，这是一本很不理想的译本，特别是该书最关键部分的内容，如导言、二、四、六章的译文有不少错译，或文句不通、辞不达意方面的问题。）。该书除导言外，共分三编六章，将梁启超一生的活动和思想分为三个历史时期，一、三、五三章叙述梁启超在各个时期的经历及活动；二、四、六三章则专门分析梁在每一时期的思想。 在一、三、五三章里，李氏运用编年史方法，以客观叙述的方式历数梁在历史上的贡献。笔者以为，作者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出色和成功的。虽然在叙述过程中存在某些史实错误，如将《清议报》1901年底遭火停刊说成是1900年冬（注：Joseph R.Levenson,Liang Ch'i -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p.62.），将1909年上海立宪派创办的《小说时报》改名为《新小说报》，误认为梁启超创办，并将梁启超1902年在《新小说》杂志上发表的《新中国未来记》说成是在该刊物上发表的一部小说 （注：Ibid.p.79.）。此外，在史料的征引上，也有不够精审之处。（注：有关这方面的评论可参见王德昭的《评黎文生著〈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载《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民族主义》，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181—189页。）然而，在当时尚无一本现成的梁启超传记问世，尤其是丁文江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尚未印行的情况下，作者利用当时所能看到的中、英、日文资料，用不多的篇幅，比较系统地勾勒出梁启超在各个时期的重要活动及贡献，简明扼要，可以说是海外学者为梁启超所作的最早一本英文传记。 不过，该书的重点并不在此，而是在二、四、六三章。在这三章里，李氏着重探讨了在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梁启超的中西文化观及其所经历的心路历程。认为自19世纪90年代梁启超登上历史舞台，他始终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一个中国人面对他的文化解体的事实，如何才能心安理得？或者说中国在全力西化过程中，如何才能保有与西方对等之感？”（注：J.R.Levenson,op.cit.p.5.）为解决这一问题， 梁陷入了历史与价值、感情与理智的巨大冲突之中：他一方面看到西方文化的价值，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认同西方；但另一方面，由于受历史的制约，感情上仍依恋传统文化。对梁在中西文化相遇过程中所经历的这一心路历程，李氏分三个时期进行具体考察。 第一时期为19世纪90年代，亦即戊戌维新时期。在此时期，梁启超为避免西方文化的袭击，他对中西文化持综合主义的态度，既信仰西学，也信仰儒学，认为中国文化不应就此枯萎，简单地被西方文化取代，主张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选择一切有价值的成分构成一种新文化。在文化综合过程中，梁缓和“历史”与“价值”冲突的办法突出表现在公羊“三世”理论中， 一方面梁利用“文化发展形式的类比”（analogyof patterns of culture growth）， 将引进的西方价值观说成是儒家所期望的中国未来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西的政治、社会理想实际上是相同的，指出中国历史虽循着儒家经典所示的本民族所独有的道路发展，但它所要达到的目标则与西方是一致的。另一方面，梁又利用“文化价值的类比”（analogy of culture value）为中国文化辩护，将引进的西方事物说成中国古已有之，将西方价值偷运进中国历史。 第二时期为1899年至1912年，即梁启超自戊戌政变至辛亥革命爆发流亡海外那段岁月。（注：李氏认为这一阶段是梁启超思想的黄金时代，因此他对这一时期梁氏思想的探讨就占了全书的一半篇幅。）在这一时期，由于西学知识的增加，梁以一种新的国家主义而非文化主义的观点看待中西差异，将国家而非文化作为忠诚的对象，为了国家的强盛，他放弃了前一时期的文化综合主义，不再给他的西化主张“裹以儒家的糖衣”，终于彻底抛弃传统，认识到“中国的灾难并非来自对中国文化精华的背叛，也非来自对儒家经典权威的抵制，而正是由于坚持这种权威”。（注：J.R.Levenson,op.cit.p.92.）然而，在此过程中，梁为调和历史与价值的冲突，继续努力维护中国与西方的对等，他宣称新儒学与中国新思想之间的联系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文化的复兴与现代欧洲思想之间的联系形式上是一致的，以此证明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走的是相同的道路。他将西方的耶稣与中国的孔子作比较，以使后者处于有利地位。他通过以政体为标准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比较代替中西文化的比较，消除自己对文化忠诚的责任（注：Ibid.pp.105—108.）。并且，他还强调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将西方文明说成是伟人努力的结果，以此削弱西方及其文化的声望。此外，梁还在抽象的潜能方面坚持中西平等，声称任何一件西方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有时会做得更早、更好。（注：Ibid.pp.124—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