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他的新社会构想中，一直很重视近代心性文明（即精神文明）建设，常把它与近代物质文明建设并提，而其擘划的心性文明建设，又常以民族化为其思考前提、内涵，并与他构想的新世界理想相汇通，亦与一些世界著名志士和思想家有过互识互通互动互补，很有某种典型意义。 一 孙中山创作心性文明观的首要前提，是中华民族的现实处境，主要是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是近代中国已沦为世界列强的半殖民地。从文化角度看，西方文明随着殖民者侵华的深入而日益增多地输入，而这种文明既有先进的事物和思想，亦有有害于人们的奴化和腐败思想。这就给先进的中国人提出了十分迫切而又严肃的课题：为了改变中国落后、贫困、挨打的局面，必须忍辱负重地向自己的对手学习，但又必须剔除其糟粕。 孙中山家居久与外洋通商的珠江三角洲，早就得闻关于洋人的事情，因而渴望了解和研究外情。1879年（即他13岁那年），他随母远航到檀香山，开始接触西学和中国以外的世界，从此接受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系统西方教育。在进行革命期间，他常往来于欧美、日本、南洋诸地，接触资本主义文明，对西方精神文明亦早就饶有兴趣。他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里就提到他“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1986年版）第1卷，第8页。）这是由于他深切感到我国虽有自己的文明，到近代已经“停滞不前”，“和人民群众完全格格不入了”。所以，“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1986年版）第1卷，第86页。）；并认定“非求新知于世界， 断不足以救国”（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57页。），也就是说，“取法西人之文明而用之”，使中国文明“由过代之文明变而为近世的文明”，是“最守旧”的中国“转弱为强，易旧为新”的关键。然而，“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1986 年版）第1卷，第277～279、327页。）。 孙中山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缺憾和腐败的一面，特别是有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他敏锐地指出：“近百年来，白种之物质进化，实超千古，而其心性进化尚未离乎野蛮，故战争之祸于今日尤烈”，表明“先进文明之国，每多为野蛮尚武之种所灭”（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5页。）。而且， 如果一味全靠外人提倡和输进现代文明，“这是几千年以来从来没有的大耻辱”。（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35页。）因此，决不能把西方文明全盘照搬，而是要进行鉴别和选择，并奋力追踪欧美，超越欧美，使之合乎中国国情，保持中国人的尊荣。 另一方面是孙中山反复认定的，中国是一个地广人众、具有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传统的国家。这使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在注重西方文化的同时，又认定“自古教养之道，莫备于中华”，“其文明道德自必有胜人者矣”（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1986年版）第1卷，第288、9、36页。）。 但由于他远瞩欧美，近虑现实，因而又使得他具有以下两个可贵取向。 其一，应取古为今用。他说：“且中国人之心性理想无非古人所模铸，欲图进步改良，亦须从远祖之心性理想，究其源流，考其利病，始知补偏救弊之方”；“如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则载籍皆似为我调查，而使古人为我书记，多多益善矣！”（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80页。）孙中山之所以有此取向，除了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可资现代需要的精华，还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历时特长，传统思想习俗有其普遍的特深的根底，而孙中山要完成国民革命，必须“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异日时机成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66页。）。 这就使得他在清理和批判继承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如何因利乘便、易于为群众接受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免不了受到某种局限乃至出现消极反应，有时对传统观念消极面缺乏认识而予以接受；有时因还没有找到某种能够取代旧的传统的新思想观念而被迫迁就某种旧的传统观念，或做一些牵强解释。 其二，应取洋为中用，即力图把世界进步潮流和中国某些传统思想观念相应合。他说：“我虽然已广泛地了解西方和西方的科学，但仍然非常相信中国人”。他认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在内的西方许多学说、观念，都可以从中国的古典著作中找到源流或类似成品（注：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271页。）。他还宣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还要求之于中国”。（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1页。）他对西方已出现的“人智益蒸”、“灵明日廓，智慧日积”、对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以及学问的日新月异，“几于夺造化而疑鬼神”（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1986年版）第1卷，第1、9、219页。）等方面多有赞词，他要人们重视“发现文明国家之新精神”（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页。）。但又明确表示：在心性方面，“不如彼者亦多”（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