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容闳的生平史事以及他在近代西学东渐中的具体表现等，均作了较广泛的研究和讨论。但从中国近代化历史发展的角度解读容闳的思想主张和社会实践，迄今似乎还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较为客观的说法。因此，进一步探讨容闳与中国近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尚属必要。 一 信念 作为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容闳，对自己的祖国，其实并不缺乏了解。青少年时代在家乡生活上的艰辛和清贫，以及那个重科举、重功名、重资历的宗法社会，对聪敏好学的容闳来说，显然仍记忆犹新。至于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内，有关中国的信息也会通过各种渠道使他时有所闻。但是，早期在国内生活的经历和后来在美国接受的教育，以及来自祖国方面的各种好坏兼具的信息，并没有阻止他对祖国和家乡的思念，相反，在容闳的内心深处却悄然地孕育着一个牢不可破的信念：西学可以救国。对此，容闳后来就有过十分清楚的表白：“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予无时不耿耿于心，……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 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注：容闳：《西学东渐记》第61～62页，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显而易见，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容闳，已不再是中国乡村中那些对外界缺乏了解、对国家政治缺乏兴趣、只知家而不知国的农民中的一员了，西方新式教育不仅使他有了广博的知识、深刻的思想，而且也使他有了坚定的信念和人生的追求。 其实，“西学可以救国”的信念很早就植根于容闳的内心深处，只是没有后来那么明确和坚定。1850年容闳决定留美继续深造，但毫无经济援助。勃朗先生和海门校长想为容闳申请孟松学校校董会为贫苦学生升学而设置的奖学金，但学校规定学生保证毕业后以传教士为职业方才授予。容闳谢绝了老师们的安排。他说：“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以竟吾素志。……传道固佳，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志愿书一经签字，即动受拘束；将来虽有良好机会可为中国谋利者，亦必形格势禁，坐视失之乎？……盖人类有应尽之天职，决不能以食贫故，遽变宗旨也。”（注：容闳：《西学东渐记》第58～59页，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尽管这时容闳还没有明确地认识到“西学”可以救中国，但他清楚地意识到毕业后，“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在多方面的努力下，容闳还是如愿以偿地进入了耶鲁大学。大学时代的生活无疑使容闳的知识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虽然由于受个人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殊兴趣所限，而没有很好地去钻研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甚至“素视算术为畏途，于微积分尤甚”。（注：容闳：《西学东渐记》第60页，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但是，对西方世界物质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事实，他是有着强烈的感触，尤其是对大学教育和新学科的知识有了深刻的认识。他说：“至大学之给学位，亦非有金钱之效用。惟已造就一种品格高尚之人才，使其将来得有势力，以为他人之领袖耳。大学校所授之教育，实较金钱尤为宝贵。盖人必受教育，然后乃有知识，知识即势力也。势力之效用，较金钱为大”。（注：容闳：《西学东渐记》第67页，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可以说，容闳较早地意识到了教育与知识、与国家富强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也最早地认识到了西学新知的价值和意义。尤其难得的是容闳把西学与救国强国联系一起，认定只有引进“西学”，发展教育，培养有用人才，才是中国自强自救的根本出路。容闳“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的信念和决心，在当时普遍视西方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对西方物质文明嗤之以鼻的中国，无疑是比较先进的，容闳是以反叛文化传统的角色而跨入中国近代化先驱者的行列的。 二 计划 在容闳心目中，近代化就是西化，它是中国走向独立自主和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尽管容闳一直念念不忘“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的教育救国理想，但实际上他对西方近代文明的解读仍然受他的中国情结和个人兴趣的影响。一方面，他所说的“西方学术”，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化，而主要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方面的内容。他本人就是人文科学的爱好者，尤其是文学和历史。（注：容闳：《西学东渐记》第56页，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另一方面，他又受教会教育的影响，特别注重精神品格方面的修养和意志力方面的磨练。他曾引用大教育家阿那博士（Dr.Arnold ）的话来表明心迹：“善于教育者，必能注意于学生之道德，以养成其优美之品格；否则仅仅以学问知识授于学生自谓尽其能事，充乎其极，不过使学生成一能行之百科全书，或一具灵性之鹦鹉耳，曷足贵哉！”（注：容闳：《西学东渐记》第56页，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所以，容闳始终强调西化式的教育。因为西式教育既可以传播新知，又可以造就健康的人格，孕育新的思想。 基于西学可以救国强国的信念，也出于对西式教育的深思熟虑，容闳逐渐形成了一套救国强国，使中国迅速步入近代化的系列计划。具体说来容闳的近代化计划有二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教育计划，其二是实施计划。前者是中国实现近代化的有效途径，对容闳来说就是个人事业的目的。后者又是教育计划能够付诸实施的方式和方法。 容闳的第一个计划，就是教育计划，即“西学东渐”的计划。这一计划显然与他自身的经历和体验有关，当然他对中国社会和国民性的认识也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而且回国以后的感受更加强化了他的教育救国、西学东渐的决心。他自己就曾深有感触地追忆道：“……自从在上海建立了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地之后，在其管辖区内从未听说过任何中国人当他们受到外国人的侵犯或侮辱时，敢于毫不畏缩地挺身保卫自己的权利。中国人的性格一向是那么温和谦让，既不怨恨也不反抗地容忍了侮辱和无礼行为。这无疑助长了一部分无知的外国人的傲慢和专横。不管怎么说，总有一天教育会启发中国人，使他们明白什么是他们的权利，无论在任何时候，只要公权或个人权利受到侵犯，他们都将会有勇气来维护，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到来”。（注：容闳著、王蓁译：《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回忆·附录》，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3页。） 容闳的教育计划包括二部分内容：一是派遣留学生，二是建立新式学校。派遣留学生这一设想体现在他请丁日昌代呈的四项建议之中：“一、中国宜组织一合资公司。公司须为纯粹之华股，不许外人为股东。即公司中经理、职员，亦概用中国人。……二、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派遣之法，初次可选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之。三、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矿产既经开采，则必兼谋运输之便利。凡由内地各处以达通商口岸，不可不筑铁路以利交通。故直接以提倡开采矿产，即间接以提倡铁路事业。……四、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注：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21～123页，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表面上看，容闳格外关注航运、交通、开矿和教会干涉词讼这些事情，但实际上他特别倾向于派遣留学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这样条呈，用意在于“条陈之第一、三、四，特假以为陪衬；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条。予友谓予，官厅批答公事，例有准驳。或与以可驳者，而欲得者乃批准矣。且目的所在，列之第二，不显有偏重之意也”。（注：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23页， 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由此可见，为了达到西学东渐、实现教育计划的目的，容闳费尽了心思，用尽了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