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是晚清名臣，在近代洋务运动和抵抗外来侵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从1863年起，他几度主政东南，在加强沿海防务的同时，致力于保卫和开发台湾，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台湾的近代化进程。本文拟分三个阶段对此略作探讨。 一、1863—1866年：总督闽浙，整饬台湾防务 1863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闽浙总督。在此后近四年的任期内，左宗棠开始认识到台湾作为南洋七省的门户，在海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位置。他说：“台湾一郡为闽省外郛，譬犹锁钥，台郡为锁，澎湖、厦门为钥”，只有保持台湾的安全，才能“省郡之气常通”。（注：《复陈裁汰闽军并台湾等处军情》，《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 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65页。）因此，他非常关心台湾的军事、 政治情况，并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台湾的防御力量，以备西方列强的入侵。 首先，恢复班兵制。台湾设郡之初，清政府决定实行更戍制，由内地调兵更番驻守，三年为期，兵额为一万四千余名，防守力量相对比较强大。但是，在咸丰年开始，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各地兵员不够调拨，便从台湾抽调兵力，使得更戍之制名存实亡，实际戍兵仅有四五千人。左宗棠在奏折中揭露了当时台湾军政的腐败情况，认为“以前台湾道设有道标，以备调遣，近自道标裁撤，遇有剿捕之事，文员不得不借重武营，一任其虚冒侵欺……武营纵兵为奸，营兵以通贼为利，全台之患，实由此起。”他建议：“今欲复兵制，则宜遵班兵旧章；欲重道员事权，则宜复设道标”，主张镇兵仍由道察看，以互相维制，从而“军政可举”。（注：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 年版， 第136页。）对于台湾的吏治腐败，他严加整顿，选调得力官员。 在台湾道员、总兵两个海疆要职上，他亲自遴选，破格提拔“守洁、才长、兼通方略”的福建盐法道吴大廷调补台湾道员；又将功勋卓著的原福宁镇总兵刘明灯调补台湾镇总兵，在这两人的努力治理下，台湾的军政情况不久便大有起色。 其次，兴办船政。台湾水师原设军舰九十六号，但在左宗棠主持闽浙时，只舰无存。每年派发的修船费用均被文武官员“虚冒侵欺”，中饱私囊。左宗棠针对这种现象，决定“移此款项制船巡洋，募练水兵，以求实效”（注：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 136页。）。为了增饷练兵，左宗棠还将金门改设副将，由福建水师提督专辖，裁并了一批冗员，其所裁俸禄、薪乾均纳人练兵之饷，一举双得。 在主政东南的这段时期，左宗棠深刻领会到了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事实，迫切地想兴办船政，加强中国的海军建设。1864年6月， 左宗棠向清政府提出了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奏请。他说：“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但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船舰横行于中国沿海，“星驰飊举，无足当之”；因此，“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注：《拟购机器雇洋匠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3册，第61页。 ）左宗棠办理船政局，是服从于“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指导思想的，是要“尽其（指西方）所长归之中土，相衍于无穷”（注：《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上（书牍）卷八，第63页。）。事实证明，正是有了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才有了我国第一家机器造船厂，有了第一所船政学堂，有了第一代轮船布防于沿海七省。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当时的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即被任命为台防大臣，率福州船政局制造的15艘轮船加紧布防于台北、澎湖、厦门等地，使侵台日军感到“抵台南之船非中国新船之敌”（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四，第4页。），未敢再有下一步侵略行动。兴办船政之举， 极大地加强了包括台湾在内的东南沿海防务，充分显示了左宗棠的远见卓识。 左宗棠还注意到“台湾物产丰饶”，是“产米之乡”，主张“立社仓，广谋储积”；驻岛官员对居民要“顺其性而抚之，勿有扰害”，以后“无论输款内附，供粮当差，于国家有益无损”（注：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37页。）。 左宗棠考虑到台湾是沿海重镇，想要“东渡一行”，实际考察，只因为调令已到，他只好遗憾作罢。离职前，他寄望于两位台湾官员“绸缪未雨，为东南奠此岩疆”（注：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37页。）。 这表明了左宗棠对台湾重要战略地位的充分认识。 二、1867—1881年：身虽西行，心忧孤岛安危 1866年12月，左宗棠离开福州，奉旨调任陕甘总督。虽身处西北边塞，但他并没有偏安一隅，仍然牵挂着中国的内外局势，担忧台湾的安危。 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从19世纪70年代起，日本就把朝鲜、琉球、台湾作为其侵略的主要目标。1874年初，日本成立了台湾事务局，密谋侵台。5月6日，一股侵略军在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的指挥下在台湾南部琅峤（今屏东县）登陆，进犯台湾。清政府急忙调派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率领船队赶赴台湾布防。 远在异地的左宗棠闻讯后，立即给沈葆桢致信，说：“贼图逞志于此，必先上岸作埠头……我军水陆兵力，乃可制此凶锋。”（注：《与总理海防沈幼丹大臣》，《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第20页。）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又强调“水陆防剿，均宜兼筹。”他认真分析了海防形势，指出：“闽中各郡半滨大海，台防有警，各郡海口均宜设备。台郡地形如梳，延袤千有余里，均需严密布置……滨海各省均须戒备。”他对李鸿章派枪队援台深感欣慰，却又担心“惟不知人数若干，此外可有续派否？”鉴于福州船政局已派出15艘轮船赴台，而沈葆桢又被任命为台防大臣，他对台湾防务充满信心，认为“幼丹志虚忠实，久悉中外情形”，“以事理而言，自能有济。”（注：《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上，第20－23页。）后来的结果证实了他的预测。由于沈葆桢在台湾采取了有效的防御措施，使得日军的侵台气焰受到遏制，迫使日本政府将对华重心从军事上转到外交上面，依靠外交来压迫清政府就范。 10月，软弱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台事专条》，规定中国不仅赔银50万两，还要承认此次侵台事件是“保民义举”。这一现实使左宗棠受到很大触动，他认真总结了这次海战的经验教训。在上总理衙门论海防问题时指出：“从前设炮台，有不得地势者，有不如洋式者，有和议定后虑以更置启论端者。今既言防，不能不慎益求慎。”在论及如何设置炮台时，他建议采用“铁制”和“砖砌”两种炮台样式，“台上所设大炮，宜对准船上来路”，“炮床下宜按活轮，随时取准”，“水面阔，按大炮，水面狭，按次者小者。再能如西人测定坠数，施放则用炮，设台能事毕矣。”通过这次海战，他十分重视水雷的重要作用，要求福建船政局学造水雷，“如其有成，则海防固而费亦可节也。”（注：《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上，第50－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