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1911年，清王朝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局面，不得不改弦更张，推行“新政”。如果说，清末“新政”中废科举，兴学堂，发展近代教育产生了新兴的学生群体的话，那么，作为新政之一端的警政改革，则在统治阶级队伍中形成了庞大的警察武装。过去，论者对资产阶级、学生群体、新军、会党等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研究的多，而对巡警与这场革命的关系则未问津，本文在此作一探讨。 从最高意义上看，辛亥革命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一场殊死决战，而革命派展开斗争的舞台则主要是在统治阶级的中心区域城市。这就决定了巡警必然要与这场革命直接交锋。 辛亥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学说的滔滔横流，引起了统治者的惶恐不安。革命党人着重发动武装起义外，还重视对国内人们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迪，以扩大反清斗争阵营，进一步孤立专制政府。《革命军》、《警世钟》、《黄帝魂》等革命书籍的发行，引起了官方的恐惧，各地官府下令巡警道出示严禁，并“派侦探多名扮作购书之人分途查防”（注：《饬查违禁书籍》，《大公报》1909年7月24日。）。特别是报纸， 既是社会舆论的喉舌，又是导致民情激愤的催化剂。1908年清政府正式在全国颁行《大清报律》，对于开设报馆者，必须预先呈报备案，发行前须经巡警官署查核，不得刊载“诋毁宫廷”、“淆乱政体”、“扰害公安”、“败坏风俗”之语，如违反则永远禁止发行，把管理权归于警界。报界人士为伸张正义，往往登载言辞激烈文字抨击政府，当时《可报》、《天明报》、《中华新报》等报馆就遭封闭的厄运，报人也被巡警逮捕。但无论如何，仍无法阻遏反清新闻传播的扩散。 本来学生与巡警都是清末“新政”的产物，是近代化过程的新生群体。但前者拥有自身群体的独立人格，后者与生俱来只能是统治者使唤的工具。于是，每当风潮来临时，历史的命运则安排他们成为兵刃相见的对象。随着清末学潮由地方而全国发展的逐步升级，学生与巡警针锋相对斗争的频率、规模也随之扩大。这在清亡之前两年间尤为明显。立宪党人被清政府的“开明”姿态迷住后，发起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后，仍未放弃自身的竭力追求，至1910年又形成以奉天、直隶的青年学生为主体以及立宪派再次发动的请愿运动，声势浩大，使统治阶级进退失据。12月初，奉天五千多名学生聚集督署静坐请愿，要求速派请愿代表进京，全国其他团体纷纷响应，激起了请愿狂潮的重新高涨。特别是他们自行进入请愿的举动，给京师震动不小，使统治者大有大军压境、兵临城下之感。步军统领衙门连日添派岗警梭巡，还出动禁卫军分路巡卫。其它部门如资政院，“各自保卫，每出必加派护兵、警兵沿途拥护，无论何人求见，非日常见其姓氏者，即行拒绝”（注：《民立报》，1910年12月27日。）。北京的学生也坐不住了，一些学校学生手持传单上街宣传，被巡警拘入警局，激起学界无比愤怒。为防止京师学堂学生卷入学潮，当局还派警兵驻守各校门，严防学生无证出门，企图削弱学潮的社会冲击力。无论请愿代表如何哀求，董之威等代表还是被军警押回奉天。群龙失首，一时震动京城的民主浪潮只好退潮了。 同时，天津的学生也随之响应，引起了当局的不安。直督陈夔龙派警兵围困学堂，阻挠学生请愿，学生更为愤怒。奉天学生路过天津时，发表演说，无日无会。他们慷慨激昂，誓争国会，轰动全津学界。还散发传单，通电全国各省同志会和青年学生等联合行动，声势浩浩荡荡。直督闻后，十分震惊，决定派出兵警联合镇压，“即时传见警道畿镇统制全为防备”随即“发兵围攻”（注：《天津学生死要国会》，《民立报》1910年12月26日。）。12月19日，天津学界罢课，集合三千多人，逼直督代奏，但受到清廷的反对。学生们不顾反对，21日晚各堂学生300余人集中于自治研究所，召开会议，陈督“闻之盛怒， 立饬警道解散”。不久，由天津镇派兵200名，巡警道派巡警百名外， 加卫队多名赴三条石开会地点，设法和平解散。但由于该道对此事预防不足，未能解散，受到直督“严斥”，这位巡警道“因两面不能落好，已决意辞职不干”（注：《天津学生死要国会》，《民立报》1910年12月26日。）。22日，学生再度汇集开会，陈夔龙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立派 400名军警前往镇压。总兵张怀芝回去调兵时，巡警道员恐酿祸变，飞令 5人驰往劝谕和平解散。学生代表敌不过军警，在各界人士的劝导下，只好作出解散的决定。接着，陈督接连下令解散同志会，禁止报馆“危言耸听”，传知商人不准附和，将严加查办的告示张贴于众，命令军警持枪巡逻，随时驱散聚集的群众（注：转引自候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329页。）。面对汹涌澎湃的民主浪潮，清廷决定采取极端措施，下令各省督抚随时弹压，出动大批军警侦探镇压罢课风潮。天津学界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是这次运动的倡导者，直督亲自下令巡警道“拿办，并电请惩敬。奉旨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注：《东方杂志》第8年，第1号。）。还严令军警监视各学堂，要求学堂停止罢课斗争。在国家机器强制镇压下，这次轰轰烈烈的请愿运动终于悲剧性地结束了。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广州处于一片血雨腥风之中，地方官吏下令巡警四处搜捕革命党人。张鸣歧亲自出动，会同提督李准率营队、巡警分头搜捕，一些尚未撤走的革命党人还与巡警发生冲突，进行枪战。他下令关闭城门，饬区协同弁按户稽查搜捕党人，企图进一步缩小包围圈。搜捕中，“凡见有剪辫西装之人，稍有可疑即被拿去”，并派水上巡警搜检港澳轮船，企图从水道上堵截革命党人外逃（注：《粤督报告乱事电》，《民立报》1911年5月1日。）。起义虽然失败，但革命党人不屈不挠，至5月30日还在顺德乐从墟竖旗起义，当地巡警“众寡不敌， 纷纷避匿”（注：《革命党再闹广东记》，《民立报》1911年5月8日。）。起义时，革命党人秋毫无犯，“对于巡警亦无嫉视”。后来还将“起义时所夺该墟巡警枪枝一一点还清楚，乃各散去”，人们感到“颇异”（注：《革命党再闹广东记》，《民立报》1911年5月8日。）。在其他省份，地方官吏也是坐卧不安，加紧采取防范措施。苏州汪巡道下令“各区巡警严缉逃犯，并在城内外各客栈大肆搜查”（注：《吴中戒严记》，《民立报》1911年5月16日。）。 福建省城制台命令孙统制各营加强戒严，又令“吕警道夜派巡士查夜，数十人一队持枪装弹，彻夜梭巡”（注：《闽省戒严记》（二），《民立报》1911年6月10日。）。 同时还派暗探百余名四处密查，到各学堂调查寄宿学生人数及姓名、籍贯，然后造册呈缴以备稽查。在武昌，鄂督“特派特别警察守卫东西辕门，不准行人通过，以防意外。凡往来行人有不知闯入辕门者，该警察举手即打，如多言以刺刀背乱砍，行人苦之”（注：《鄂中戒严记》，《民立报》1911年5月7日。）。还派探警分途密查，所有武汉地面，夜间均派双岗巡士巡逻，不准擅离岗位。京师更是不敢松懈，下令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严搜京畿一带匪党线迹，故日来警察防查甚严”，一些革命党人不时被捕（注：《民立报》，1911年5月1日。）。粤省巡警道为了一网打尽革命党人，还与香港英警察署立约协拿起义人士，企图杜绝后患。统治者以为布下天罗地网革命党人插翅难飞，但是，仍挡不了黄兴等领导人物安全逃走。这次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仍毫不气馁，准备潜入长江一带企图风云再起。清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密电地方官吏严加防范。这时，湖南争路风起云涌，统治者犹如惊弓之鸟，“甚为惶恐”，只得传知警道桂龄暨中路巡防队统领侯补道员跃金饬令，转饬各段认真严密稽查，令“添派军队、警队不分划夜轮流梭巡，革靴、号令之声彻夜不绝”（注：《民立报》，1911年6月19日。）。 同时下令禁止集会，取缔印刷店；信行邮局检查军学界往来函电，刊登广告须经巡警道派人核阅；并出示悬赏举发缉拿私刻传单的学生；派遣密探暗中查访，凡有煽动风潮者，按名访拿等。整个长沙城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强大的反动势力压制之下，省城斗争风潮渐趋平息。起义后几个月的广州城风声鹤唳，阴霾难散，不时还传出革命党人将攻城的消息，人们纷纷出城逃避。警道不敢怠慢，特密派侦探队分段暗查，并于晚间会同各区警员赴各旅舍、栈房查察有无新到住者，并记明其来历情况，以防意外。张鸣歧还亲自拨派北较场第一队警察兵十余人，并派姓刘排长一人前赴观音山脚；第二队警察营驻扎，“以资侦缉而保治安”。又派警兵搜查炸药，以防不测（注：《草木皆兵之广州》（三），《民立报》1911年8月4日。）。可见，革命形势的咄咄逼人，弄得统治者惊魂不定，只好借助国家强有力的工具警察进行弹压，以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