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在辽东半岛战役中的失败，使战略要地旅顺失守，渤海门户洞开，加速了中国失败的进程。由于北洋舰队没有全力援救旅顺，因而不仅在当时遭到朝野的普遍责难，而且还一直为后人所诟病。近年来，学术界对北洋舰队援旅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也许正因为如此，北洋舰队没有积极援救旅顺的“罪责”似乎更加充分了，指责的主要对象也由李鸿章转向丁汝昌。但是，就笔者接触的史料来看，感到仍有商榷的余地。在此，笔者不揣浅陋，申述浅见于下，并就正于专家学者。 一、北洋舰队援旅的客观条件 旅顺位于辽东半岛南端，“其地自金州斜伸入海，形如卷心荷叶卧波”（注：《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第34页、第178页、第37页、第39页、第155页、第68页、第68页、第68页、第35页、第35页、第35 页、第179页、第69页。），是控制渤海海峡的锁钥， 尤其是北洋海军的重要战略要地。 黄海海战之后，日军大本营为在来年进行直隶平原决战，决定按照其冬季作战计划，首先实施辽东半岛的登陆战役，夺取旅顺、 大连。 1894年10月24日，日第二军在陆军大将大山岩司令官的率领下，自朝鲜大同江口出发，由日本联合舰队护送至辽东半岛的花园口，开始登陆。11月6日，登陆日军攻陷旅、大后路重镇金州。第二天， 日陆海军协同进占大连，旅顺危在旦夕。 根据旅顺的地理位置和日军陆海协同进攻旅顺的情况，中国军队要守住旅顺，必须实施有效的陆海协同。因此，论者一致认为，北洋舰队无论如何都应该通过全力援救，实现陆海协同，从而保住旅顺。其实问题并非这样简单，评价北洋舰队援旅不仅要看应该不应该，更要分析可能不可能。 协同是在统一的计划下，双方根据各自的作战特点、作战实力以及作战中的实际情况，通过主动配合、相互支援，来达到共同的战略、战役和战斗目的的协调一致的行动。他是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来实现的。因此，北洋舰队对旅顺能不能实施有效的援救，要看陆海军双方有没有实施协同的条件。对此，我们可以进行以下分析： 1.陆军方面 协同通常是以对全局起着决定性作用、执行主要任务的兵力为主，其他兵力为辅来组织实施的。众所周知，日本夺取旅顺的企图主要是通过陆路的进攻来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旅顺能否守住，主要是看陆上清军能否进行有效的抵抗和反击。这一作战特点，是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已经失去黄海制海权决定的。也就是说，北洋舰队已不再对日军的海上运兵构成威胁——对此还将在后面详细论述。在这种情况下，北洋舰队全力援旅只能通过辅助性的活动，给陆军的抵抗和反击造成一定的有利条件，不可能改变金旅战役的主体形势。金旅战役的特点和北洋舰队的实力，决定了在旅顺保卫战中陆海协同的主要方面在于陆军。 辽东战役爆发时，驻扎在金旅一带的清军有33营，13000多人。 而且，大连湾经营多年，装备有当时世界最新式的大炮；旅顺修建16年，用了几千万两银子，设有海岸炮台13座，陆路炮台9座， 组成了严密的炮台群，军用物资储存丰富，号称“北洋精华”。由此可见，从旅（顺）大（连）驻扎军队的数量以及岸上设施来看，旅顺具有某些坚守的条件。正象有人分析的那样：“旅顺为天险之地，又有以西法筑造之坚固大炮台，而其粮饷军火且足支二三年之用，倘使华兵能慎防台后窜扰之路，则虽有百日舰断不敢自蹈死地也。”（注：《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第34页、第178页、第37页、第39页、第155页、第68页、第68 页、第68页、第35页、第35页、第35页、第179页、第69页。） 据此，有些论者认为，如果丁汝昌在援旅问题上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使北洋舰队以岸上炮台为依托，陆海协同，守住旅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从而把旅顺失陷的责任归罪于丁汝昌的消极援旅。这是忽视了北洋舰队的作战实力以及陆海军双方在协同中的地位而得出的不符合实际的结论。笔者认为，能否最终守住旅顺，仅看以上的条件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还要看协同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陆上清军在整个辽东半岛战役中的作战士气、主动配合精神以及其他因素。 自中日开战以来，清军尽管也作了一些顽强的抵抗，但总的说来士气是低落的，特别是黄海海战以后，清军的作战士气更是每况愈下。在奉天战场上，清军一路溃逃，战略要地相继失守。日军发动辽东战役，在花园口登陆长达12天，但金州、大连清军却坚持各守营盘，不赴前敌。仅率千余清军在金州抗敌的总兵徐邦道，曾亲自向大连的赵怀业请援以主动出击貔子窝日军，竟遭到拒绝。赵甚至对请战的部下说：“我奉中堂（指李鸿章）令守炮台，不与后路战事；汝辈欲往鼻（貔）子窝拒敌，须请令方可。”（注：《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第34页、第178页、第37页、第39页、第155页、第68页、第68页、第68页、第35页、 第35页、第35页、第179页、第69页。）金州危急之时， 总兵赵怀业仍然坐视不问，负责增援的总兵程之伟也率部逗留复州一带按兵不前。结果，徐邦道所部在外无援兵，副都统连顺弃金州城逃走的情况下，终因寡不敌众而溃败。金州失陷后，清军的士气几乎到了崩溃的程度。 11月7日日海陆军夹攻大连时，赵怀业早于前一天逃匿，兵勇溃散，日军不战而取大连，并缴获清军遣弃的大炮120多门和炮弹246万多发。大连的失守，使惊惶的清军更“如满地散钱”，难以“串成大枝”（注：《中日战争》丛刊，第5册，第26页。）。 防守旅顺诸将更是“不亟以全力守南关岭扼旅顺咽喉，乃舣鱼舟海曲作逃计，而各以粮台饟银移烟台”，“营务处龚照玙以金州陷，旅顺陆道绝，大惧，逃渡烟台，赴天津；鸿章斥之，复旋旅顺。自照玙之逃，旅顺军民滋皇惑，船坞工匠群抢库银，分党道掠，旅顺大扰。”（注：《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第34页、第178页、第37页、第39页、第155页、 第68页、第68页、第68页、第35页、第35页、第35页、第179页、第69 页。）驻扎旅顺的“水雷营弁张起龙断电线，携箱先遁，水旱雷兵亦遁，故各口共伏水旱雷六百余具，迄倭至未尝发一响”（注：《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第34页、第178页、第37页、第39页、第155页、第68 页、第68页、第68页、第35页、第35页、第35页、第179页、第69页。 ）。这时的战斗力已不能以人数的多寡来衡量，物质条件的效能也已不能得到有效地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