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 B976.2 北京，这座矗立于世界东方的古城，多少年来在欧洲人的心中就产生了一种神奇的魅力，商人们要来谋利，基督教则要把上帝的福音传给它。用基督教文化征服中国文化，改变中国人的异教信仰，打开向中国传教的大门是许多基督徒追求的梦想。俄国东正教也曾经加入了这一事业，留下了一段在北京传播的历史。 1 元朝时北京的东正教 东正教也称正教或希腊正教，是在基督教以希腊语地区为中心的东派教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督教东派的安提河、亚利山大里亚、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等地区在罗马帝国的东部，教会在神学思想、礼仪制度、习惯等方面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具有一些不同于以罗马教会为代表的西部地区教会的“东方”特色。东正教不承认罗马教皇的绝对权力，除主教外，其他神职人员可以结婚。东正教有自己的崇拜仪式，但是宗教教义与天主教基本相同。16世纪末期莫斯科设立大主教以后，逐渐形成了俄罗斯正教。一般习惯上把东正教称为“东派教会”。 东正教在中国出现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元朝。13世纪，蒙古帝国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强大起来，在持续20多年的战争中，蒙古大军驰骋欧亚，一次又一次地西征，大败以基辅为盟主的俄罗斯各国的联军，“按秩序一个个包围并毁灭俄罗斯的城市——梁赞和莫斯科，苏兹达勒和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夫和科维尔，‘俄罗斯成了屠宰场’”（注：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第13页。）。蒙古铁骑直抵维也纳城下，对欧洲基督教世界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俄罗斯和格鲁基亚各部首领纷纷归顺蒙古帝国。一些信仰东正教的士兵成了蒙古大军的俘虏，其中一部分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籍士兵随军来到了元大都，有的还参加了元朝推翻金朝和南宋的战争，元朝政府还在大都设置了专门管理俄罗斯籍士兵的机构。当时的“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秩正三品，总斡罗思（即俄罗斯）军士”（注：《元史》（卷34·文宗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 第459页。）。俄罗斯的东正教主教和都主教与元朝政府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当时已经成为元大都的常客。“在那里，他们受到隆重的迎接，往往与东道主互赠礼品”（注：[苏]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50页。）。 元朝的疆域十分辽阔，俄罗斯的国土属于元朝版图的一部分，如《宗教史》所述：“俄罗斯的全部国土从13世纪30年代末期处于蒙古帝国的统御之下长达240年之久。”是时，俄罗斯传教士、商人、工匠、 以及学者等各种各样的人纷纷来到了中国，来到了北京。随着他们的到来，自然也把东正教的信仰一起带到了北京。元朝政府对东正教教会及其传教士以礼相待，其原因主要有二点。首先蒙古人奉行原始的多鬼神崇拜，因此对俄罗斯东正教所崇拜的天主一样尊崇，对东正教的神职人员自然竭诚相待。其次，东正教教会规劝俄罗斯人民不要与蒙古人作对，要俯首贴耳地服从他们的统治，毫无怨言地缴纳一切贡赋。所以元朝政府对东正教教会的政策同其他宗教是一样的。在蒙古统御时期，教会的物质状况和政治地位，都有改善和提高。蒙古——鞑靼的统御尽管使人民惨遭蹂躏，但对教会和传教士却是有利的。俄罗斯教会在这一时期，在其对外关系中经常在蒙古帝国、王公政权和拜占廷牧首公署之间玩弄手腕，以达自身的发展。（注：[苏]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50～352页。）由于东正教只注重与元朝政府搞好关系，忽略了人民的作用，所以东正教最初传入北京这一阶段，从客观效果看其影响与作用不大，在北京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随着蒙元帝国的覆亡，东正教同当时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其他教派一样随之销声匿迹了。 明朝末年万历年间，基督教再次传入北京。但是从整个明朝官方资料的记载来看，只有天主教在北京活动情况的记载，没有关于东正教在北京活动的史料。直到清康熙四年（1665年），才有了东正教再次传入北京的记载。 2 清朝时期北京的东正教 17世纪60年代，一个杀人劫财的罪犯因为受到俄罗斯当局的追捕而逃到中国，并纠集一伙匪徒在中国领土雅克萨盘踞下来，东正教亦随之再度传入中国。这一匪徒是俄籍波兰人尼基弗尔·罗曼诺维奇·切尔尼戈夫斯基，他率领众匪徒在雅克萨修筑了四方形的城堡、塔楼和粮仓。与其同来的叶尔莫根是东正教修士，为了进行宗教活动，在修建城堡的同时又修建了一座“基督活堂”和一座“仁慈救世主修道院”（注：参见：文献[3]，第179页。）。这就是东正教再度传入中国的历史事实。不难看出，清康熙年间东正教的传入是一段极不光彩的传入，它是伴随着一伙歹徒非法侵入中国领土，强占雅克萨而传入的。由于这伙歹徒在中国为非作歹，经常四出骚扰百姓，公然抢劫，造成中俄两国边界纠纷。为了捍卫中国的主权与领土的完整，迫使清政府二次出兵雅克萨。清军在1683年至1685年（清康熙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进行的自卫反击战中获得了全胜，俄罗斯匪徒纷纷投降，其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的侵略据点、教堂和修道院被拔除与焚毁，清军俘虏了近百名俄罗斯入侵者。 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底，“其中41人被安置在盛京（沈阳）， 其余59人被解到北京”（注：参见：文献[5]，第25页。）。 在被押送北京的俄罗斯战俘中有一位名叫马克西姆·列昂节夫的人，是东正教神父，他还随身带来了米尔库斯克主教圣·尼古拉斯的圣像。于是，东正教再度传入了北京。这59人到北京后，被安插到八旗兵镶黄满洲第四参领军十七佐领（十七牛录）处，当时他们驻守在北京东直门内胡家园胡同。（注：俞正燮：《癸巳类稿》（卷9）。 ）清政府对这些俄国俘虏采取了极为宽容的政策，不仅允许他们与中国人通婚，而且对俘虏中的军官，清政府还分别赐授正四品至七品官衔，并发给他们土地、房屋和津贴。致使这些来自西伯利亚的俄国人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双方勘定疆界，释放战俘时也有不愿回俄罗斯去的，而在北京定居下来。对这段历史，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记载说：“闻俄人俘虏，久留北京，归化满清，视为旗人，清末陕西总督升允即裔云。”（注：参见：文献[6]，第939页。）康熙皇帝十分尊重这些俄国人的宗教信仰，1695年（清康熙三十四年）清政府为了满足他们宗教生活的需要，还把胡家园胡同（今东直门内的羊管胡同）内的一座关帝庙拨给他们，作为临时祈祷处所，北京人称其为“罗刹庙”或“北馆”，俄国人自己称为“圣索菲亚教堂”或“圣尼古拉”教堂。并让东正教司祭马克西姆·列昂节夫主持宗教活动，同时康熙皇帝还授给他七品官衔，列昂节夫作为东正教第一位来华的神父，在北京居住了25年之久。清政府的这些安置措施引起了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关注。1695年（清康熙三十四年），俄罗斯东正教教会托博尔斯克教区都主教伊格纳蒂·李姆斯基·哥萨阔夫托来华商队给马克西姆·列昂节夫司祭送来承训圣索菲亚教堂的证书，还带来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你被俘虏，这对神圣的事业是有利的，因为基督的正教信仰要依靠你们来加以传播。你不单要为沙皇祈祷，也要为中国皇帝祈祷，以便在中国找到一个传播正教的立足点。”（注：参见：文献[3]，第1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