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有些艺术品拍卖会上，沈葆桢信札时有出现。 沈葆桢（1820 —1879年），字幼丹，福建侯官人，为洋务运动时期能当大任者之一。其大任，主要是总理福州船政局。 沈葆桢总理船政期间，是有成效的，主要有四：一是从国外引进不少先进科技与近代化物质，二是使近代化的福州船政局初具规模，三是培养出一批新型船政人材，四是造船15艘，其中洋匠帮造12艘， 自造3艘，费时约计9年。 尽管这些船的质量与数量及造船速度与当时先进国家比，都不如人意，但毕竟是迈出了中国造船事业近代化的第一步，改变了以往使用帆篷舟楫的更为落后的状况。况由旧悟新， 由熟生巧， 1875年1月12日，沈葆桢在《复议海洋水师片》中， 支持丁日昌建造大兵轮之倡议，认为其所提海上争衡、百号艇船不敌一号大兵轮船，“诚确论也”。临终口中喃喃有词，犹是议购铁甲船之事。可见其为中国海军近代化所付出的心血。 此外，当日本入侵台湾，沈葆桢以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身份亲赴台湾，不辞辛劳，调兵布防，并发表颇有发愤为雄之慨的御外议论，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入侵者的侵略气焰。在他两江总督任内，罹患重病，仍抱病主持两江地区军务、吏治、盐漕、河海、洋务、饷需诸政，据史料记载，“无一不苦心焦思，殚力筹办”，至死方休，且逝时，布被旧衣，一如寒素，宦囊萧索，不名一钱。 上文提及，一代名士何绍基，虽看破官场“浮云”，然对为官的沈葆桢却评价很高，称其“官声清过两江水”。何绍基没有评错。 二 沈葆桢一生，社交面颇宽，发出的应酬交友信札，不在少数。 他与曾国藩有信札来往，曾国藩曾称他“独能伸明大义，裨益全局”。曾国藩这番话，不为无因。沈葆桢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多年来深受儒家伦理思想熏陶。自言“见义即为，无所退避”。办船政学堂时，他要求学生“每日常课外，令读圣谕、广训、孝训、孝经、兼习策论，以明义理”。训练海军时，他则力主先“训之礼义，以生其忠君爱国之心”，后“练其技能以壮敌忾同仇之志”。曾国藩、沈葆桢所说的“义”或“义理”、“礼义”，既指社会仪礼典章制度，又是指人伦关系，即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董仲舒从“君臣父子”延伸出来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即理学家所说之“理”。理学开创者、更以一篇《爱莲说》著称于世的周敦颐说：“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这是儒家学说核心与精髓，为不可侵犯之神圣秩序。沈葆桢长期来逐渐形成的儒家“义理”思想，是他忠勤地效力于清王朝原因之一。 他与左宗棠有信札来往，左宗棠曾称他“久负清望，为中外所仰”，并向清廷一再疏言，福州船政局之总理，“非葆桢莫能任”。 他与李鸿章有信札来往，李鸿章曾称他“筹略深远，成竹在胸，大都言人所不敢言，发人所未及发，钦服莫名”。 他与郭嵩焘有信札往来，曾高度评价郭嵩焘“学问经济十倍于臣，人人知之，而忠爱盹挚之忱，尤臣久所佩服。日来虚已，苦心以讲求洋务，所见益深”。 他与丁日昌有信札往来，对丁日昌也有高度评价，称其“果毅精明，不避嫌怨，近日讲求洋务，罕出其右者”。 可见，沈葆桢不仅属于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且在洋务派中具有多边关系。 三 沈葆桢与林则徐关系密切。他系林则徐之甥，又为其婿，也有信札往来。 沈葆桢与林则徐都强调清王朝为首的封建主义统治秩序的“中学”为“体”。鸦片战争中，当英国侵略震撼清王朝统治时，林则徐积极抵御外敌入侵；沈葆桢为遏制日本侵台气焰，也竭尽全力。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又当洪秀全起义震撼清王朝统治时，林则徐接到清廷令其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镇压的任命后，尽管在家卧病已久，体质虚弱，闻命即行，乘坐卧舆，星夜兼程，仍表现出一种积极态势，他双手没沾太平军鲜血，实由其沿途积受风霜，病躯憔悴，医药俱绝而病逝的缘故；沈葆桢则将其未竟使命，付诸实践。 沈葆桢与林则徐都主张“师夷长技”。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沈葆桢强调学习西方制器之工和进取精神，说“外国可法之事无多，而制器之工，实臻神妙。其人非有聪明绝异之质，但此精益求精，密益加密，不以见难自阻，不以小得自足，此意正自可师”。 不同点在于，林则徐“师夷长技”，停留在纸面与口头上，这是由于，打算照老样子统治中国的封建顽固派掌握着国家权力的缘故。沈葆桢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即在咸丰帝奕詝将奕诉、文祥等洋务派拟定的洋务救国方针定为国策、在奕詝死后慈禧基本是按奕詝生前所定方针治国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将林则徐、魏源等“师夷长技”议论付诸实践。 可见，沈葆桢是林则徐“中体西用”思想的直接继承和运用者。沈葆桢与林则徐关系，从一侧面反映了洋务派与地主阶级改革派之关系。 四 沈葆桢与宋晋交往的舞台上有和谐之音乐，也有冲突的舞步。 宋晋（1802—1874年），字锡蕃，号雪帆，江苏溧阳人，清流派代表人物之一。《清史稿》称“王茂荫屡进谠言，均中利害，清直为一时之最，宋晋亦其次也。” 从“中学为体”思想出发，宋晋支持沈葆桢，曾疏言沈葆桢能担当镇压太平军的重任。从抵制“西学为用”思想出发，宋晋又曾激烈地反对过沈葆桢。1871年他上疏清廷要求即时裁撤福州船政局的造船事宜，再次挑起晚清统治集团内部大争议。沈葆桢据理力争，强调造船事业不特不能即时裁撤，即五年后亦无可停，“所当与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永垂不朽者也。”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等，对宋晋言论也作激切反驳，清廷明确支持沈葆桢，这场争议遂告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