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边警频仍，外患日重，俄国侵轶于北方，日本窥伺于东海，英吉利由印缅而规滇藏，法兰西经越南而谋滇粤。边疆学、外交学成为经世学，成为许多忧时爱国之士着力考究的对象。地处中西交涉前沿、得风气之先的上海，涌现了一批这类人才，徐建寅、马相伯、马建忠均属其列。这几位都既有大名于当时，又有学者研究于后世。本文研究的对象，姚文栋，在边疆和外交学两方面，都有学术建树和重要实践，在晚清也是声名卓著者，但后来学者的研究却相对薄弱（注：关于姚文栋，王晓秋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对姚在日本的活动有研究，见该书第184—190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另有一篇叙述他与日本著名社会主义活动家片山潜关系的文章《片山潜与姚文栋》，载《学林漫录》第9集。）。 一 姚文栋（1852—1929），字子樑，1852年出生于上海县城，15岁中秀才，以后应乡试未成，乃纳资捐官，两次以随员身份出使外国，积资至二品衔直隶候补道。 他是晚清著名边疆学家，在其名著《筹边九论》中，有一整套御侮固边的理论和策略。他是才智过人的高级幕僚，出入多位公使、督抚门下，参与机密事宜和重大外交活动，在一系列重要事件中作出了积极贡献。 求学时代，他曾受教于龙门书院刘熙载、求志书院钟文蒸、诂经精舍俞樾门下，诸人都是一时名儒。他博采众长，自出胸臆，不拘一门，形成了汉宋兼采的特点。他以宋学明心见性、砥砺气节为根底，以汉学实事求是、缜密考证为入手功夫。两相结合，使他既有深沉的爱国情怀，又有扎实的学术根基。 姚文栋出生、成长的上海，是晚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汇集点。在他出生时，上海已有英、法、美三个租界，这些租界受不平等的治外法权保护，成为中国主权受损的象征。在他青少年时期，小刀会起义、太平军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接连发生。愈演愈烈的内忧外患给姚文栋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很早就树立了经世致用、为国效力的远大志向。写于光绪六年的《述怀诗》云： “何事奔波到蓟州，旁人错认为身谋。书生心事不如此，愿为苍生作马牛。” “六年江左闭门居，饱读人间有用书。更历长途访民隐，为防儒术尚迂疏。”（注：姚明煇：《景宪府君年谱》，抄本。） 他究心于经世之学，尤重边疆地理，其根底是在龙门书院打下的。龙门书院创办于1865年，由上海道台创办并负责，为上海县城最高学府。书院以研治传统学问为主，推崇经世之学。在书院里，姚文栋与祁兆熙、张焕纶三人以涉猎新书、留心时务、有意经世、无意举业、不囿旧域、博求远方的不进秀才闻名，阅读了许多海外译作和国内著名学者的重要地理论著。这三人在晚清均有令誉。祁兆熙以通洋务著称，曾于1874年率幼童30人赴美国留学。张焕纶为著名教育家，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由国人自办的新式小学，并担任南洋公学首任总教习。姚文栋则以精通边疆地理学著称。盛宣怀之父盛康欲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向他讨教边疆地理的问题。他列举了曾经购买、抄写、熟读的一批时人著述，包括魏源、徐继畲、姚莹、张穆、何秋涛、冯桂芬、薛福成等人研究边疆地理、海防塞防的重要著作，松筠研究西藏、新疆的论著、西清的《黑龙江外纪》、何璟的《论台湾兴革事宜》、黄懋材的《论南洋形势》和研究西南边外舆地山川风土民俗之作、李云麟的《西陲述略》等，条分缕列，尽出腹笥，充分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精深造诣。 光绪初年，俄、英、法、日在中国四周不断挑起争端，边疆危机频频发生，这极大地刺激了姚文栋，促使他研究中国与俄英法日等国关系。他在边疆地理和海防塞防问题上，形成了一整套理论和策略。1880—1881年间，他利用北京为王文韶等人教学塾之暇，编写了《西陲荟要》、《增订北徼汇编》、《外蒙古喀尔喀四部图说》、《塞外金石记》、《海运汇编》、《俄约汇编》等边疆地理书，后被收入《春明十二种》。其中最著名的是《筹边论》。 《筹边论》共九篇：论俄国斯；破庸人之论；论东北边防；论正北边防；论西北边防；论西南边外英法两国；论日本；论储养边才；论江防海防。姚文栋子姚明暉认为，他父亲壮年（30—50岁）事业本此九论，后一挫于张荫桓，再挫于袁世凯，迄未成功。 九论概括起来，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唤醒国人对边疆危机的高度警惕性。针对当时国人对边疆问题或茫然无知、或掉以轻心的倾向，姚文栋在《破庸人之论》中指出：一些人姑息自宽，以为俄国反侧未定，未遑远略；邻国通商，志在牟利，中国不必杞人忧天。然而事实上与同、光之际相比，国家虽有一段闲暇，但决不是已治已安：“英俄为中国切肤巨患，人人知之矣，然且听俄人足迹遍于关外，引敌入险，可忧一也；英人不能得志于江海而窥伺云南西藏，可忧二也；安南岌岌其危，苟法人得鹿，是南疆多一印度也，可忧三也；俄日皆有谋夺高丽之心，高丽愚无远谋，恐为琉球之续，可忧四也。”至于通商往来，虽然是贸易为主，但也不能过分相信列强竟无异志，许多事实证明各国往往借通商占据一地，然后吞并更大领土。“尝观诸国议约，近者数年变更，远者十数年变更，未有可守至数十年者。英吉利初至五印度，亦借通商为主，事机顺手，遂吞并其地。今泰西所立公法，各国皆允遵守，然大利所在，往往违犯不顾，空言要约，断不足恃，皆明征也。”（注：姚文栋：《筹边论九篇》， 抄本， 1957年。）姚文栋一针见血地指出，同治中兴之后的光绪初年，本应秣马厉兵，励精图治，以应付即将到来的危机，但朝野文恬武嬉，故态复萌，使得危机更为严重。他发此议论之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过去20年，中法战争还没有影子，他以一介儒生，能洞烛机先，警钟预敲，实在难能可贵。 其二，防俄为重。在诸多帝国主义国家中，俄国斯与中国边界最长，对中国土地掠夺最多。姚文栋筹边九论之首，开宗明义地论定：“终为中国患者，必在俄国。”他以《论俄国斯》、《论东北边防》、《论正北边防》、《论西北边防》等四论篇幅，揭露俄国在欧洲谋求出海口不成，大举东进，鲸吞中国领土，以夺取出海口的野心，指明中国东北、正北、西北均已失去缓冲之地，而与俄国接壤，危机迫在眉睫，必须绸缪未雨。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了中国应取的对策，如加强黑龙江、吉林的原有水师和陆营建设，所费不多，见效较快。振刷蒙古兵，在正北库伦和乌里雅苏台顿驻重兵进行防卫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