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腐朽的清政府不能御敌治国，中国人民陷入苦难深渊。许多爱国志士纷纷起来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要求实行共和，实现中国政治近代化。孙中山是力求实现共和，实行中国政治近代化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一、联合反清小团体组成大的政党 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列强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几十个不平等条约，这对孙中山刺激很大，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媚外卖国政策十分不满。从此，孙中山立下了“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1894年孙中山得到其胞兄孙眉和邓荫南等人的支持，于11月24日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孙中山在起草的章程中说：“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他认为以中华“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奋发为雄，无敌于天下”，但因为有像清政府这样的“庸奴误国，涂[荼]毒苍生”，才“一蹶不兴”，弄得如此地步。（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 ）孙中山在会员入会秘密盟书中明确规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奋斗目标（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0页。）。1904年2月15日，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也在长沙成立了华兴会。华兴会在斗争过程中提出“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政治纲领，并主张以“雄据一省与各省并起”为发动革命的主要方法（注：《中国近代史词典》第225、210页。）；同年11月，蔡元培在上海成立光复会，以“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宗旨（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第127页。）。由此可以看出，兴中、华兴和光复三会，都有反对清政府的共同目的。由于三会有明确的目的和政治纲领，与过去的历次农民起义和会党的堂规家法有着根本的区别，为联合组成一个统一的大政党创造了条件。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各自经过暂短的革命斗争实践，特别是“各自为政”致使武装起义屡遭失败后，一致认为必须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对此，孙中山有着强烈的愿望。1905年7月， 孙中山从欧洲到日本以后，即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进行磋商。30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和其他各革命小团体的成员70余人，在东京召开了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会上，一致同意孙中山提出的革命党人团结起来，组成统一的团体，“协力从事革命工作”的意见，并推举孙中山为会议主席。组织名称定为“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革命纲领。8月20日， 中国同盟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会上，通过了由黄兴等人起草并经过修改后的新章程《中国同盟会总章程》。孙中山被推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协助总理主持本部工作。从此，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了。同盟会总部及其所属分、支部，为开展革命斗争提供了组织基础。中国同盟会还决定将《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同盟会机关报，该报自1905年11月起改为《民报》。为便于群众了解和接受，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4页。），即“三民主义”。有了组织和纲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从两条战线上展开了斗争，一是积极宣传革命纲领，向保皇派发动政治思想进攻；二是组织领导武装起义，向清政府发动军事进攻。 二、确立民主共和，反对君主立宪 辛亥武昌起义胜利后，清朝专制政体被冲垮，传统政治结构被摧毁。此时，建立什么样的国体？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就成为能否使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关键问题。孙中山是最早提倡民主共和政治思想的人物。他把民主共和制视为最美好的政治制度，并且满腔热情颂扬这种制度。早在中法战争后，孙中山就说：“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注：《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第7页， 1921年1月—2月。），表露出他企求民主共和的愿望。1903年12月，孙中山对檀香山华侨的讲话，更对“创立合众政府”这一奋斗目标作了明确的解释。他说，在“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6页。）。孙中山终生抱此一信念。清政府和北方一批将领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还在南北议和期间，清古北口提督姜桂题及冯国璋、张勋、张作霖、曹锟等15个将领，就于1911年12月14日致电清内阁说：“革命党坚持共和，我北方将士十余万人均主君宪”（注：故宫军机处电报档，转引《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第20页，1912年1月—2月。）。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后，积极筹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坚持共和政体。在北京，时任清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借题发挥，反对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反对建立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1月5日，袁世凯致电南方民军议和代表伍廷芳说：“国体问题，由国会解决，业由贵代表承认，现正商议正当办法，自应以全国人民公决之政体为断。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是显与前方国会解决问题相背，特请问贵代表，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为君主立宪，该政府暨总统是否立即取消？希速电复”（注：观渡庐：《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60页，转引《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第43—44页。）。袁世凯又致电伍廷芳，谓“国体未经议决之前，召集国会应由清政府命令召集”，表示否认中华民国及南京临时政府（注：观渡庐：《共和关键录》第1编第60页，转引《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第90—91页。 ）。孙中山关心的是共和政体，是国家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得失。还在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曾致电袁世凯说：“文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且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令，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6页。），表现了孙中山热爱民主共和的伟大气魄和崇高的革命品德。然而，孙中山的这一妥协、相让，使广大群众困惑不解，一片哗然；同时，也使袁世凯的个人野心恶性膨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