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向海外派驻使领，始于1875年8月郭嵩焘出使英国。 两年后，清政府应郭氏之请，首次向新加坡派驻领事，随后又先后向日本、法国、德国、俄国、美国等国派出公使，在南洋、日本、澳洲等地的商埠设立了领事，并逐渐建立起一套驻外使领制度。截止到1911年，清政府先后在英、法、美、俄、德、奥等16个国家派驻有公使，在新加坡、槟榔屿、仰光等世界各地的45个商埠设立了领事。 据不完全统计，从1875年到清末，有姓名可考的驻外公使、领事达60人之多，如果加上使领馆的参赞及其他人员，人数将更多。他们作为晚清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不仅对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拟对晚清驻外使领及其随员与维新运动的关系作一探讨。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乃为驻外及出使归国人员与维新运动的直接关系。至于早期出使人员对维新运动的思想影响，在此不予涉及。 一 吕海寰、伍廷芳等人与维新运动 维新运动期间驻外的公使，计有驻英公使龚照瑗、罗丰禄，驻俄公使许景澄、杨儒，驻法公使庆常，驻德公使吕海寰，驻美公使伍廷芳，驻日公使汪凤藻，驻朝公使徐寿朋等。驻外领事则有驻新加坡领事张振勋、刘玉麟，驻槟榔屿领事张鸿南、谢荣光，驻菲律宾领事陈纲，驻横滨领事吕贤笙、杨士燮，驻神户领事余佑蕃、邹振清，驻长崎领事杨枢，驻箱馆领事洪涛，驻汉城领事唐绍仪、汤肇贤，驻仁川领事唐荣浩，驻海参崴商务委员李家鏊，驻檀香山领事杨蔚彬，驻旧金山领事冯咏蘅、余思诒、张荫棠，驻纽约领事徐乃光、施肇曾、钟宝僖，驻古巴领事黎荣耀，驻嘉里约领事许鼎霖、胡鹏年等。至于各使领馆的参赞、随员人数，至今尚无人作详细统计，不得而知。 客观地讲，维新运动期间驻外的使领们都与运动发生过直接关系。早在1896年7月30日，因有人奏请派令学生出洋， 清廷就曾谕令各出使大臣“酌量奏调”（注：《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出版，第4页。）。百日维新开始后，清廷又应人之请，于8月21日谕令出使大臣督同各领事，在英、美、日本等国华侨聚居地方创办学堂，培养人才；同时令驻英公使罗丰禄、驻法公使庆常、驻美公使伍廷芳等就近购译善本西书，“汇送总理衙门呈览”（注：《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出版，第58页。）。9月11日，清廷又应孙家鼐之奏， 谕令各驻外公使在使馆内就近编译“洋务巨帙”（注：《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出版，第84页。）。因此，当时无论各驻外使领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如何，都无一例外地与之发生了直接关系。当然，各驻外公使并不仅仅是被动地执行清廷的指示，一些人对新政表现出了极大热情，他们主动上奏朝廷，鼓吹变法，支持新政，并取得了很好效果。在这一方面，以驻德公使吕海寰和驻美公使伍廷芳最具代表性。 吕海寰早年追随李鸿章，后经李推荐，任出使德国、荷兰大臣。维新运动开始后，吕氏不仅是《时务报》、《知新报》的热心读者（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40页。 ），而且于百日维新前夕，即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五日，主动上奏朝廷，系统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注：《出使德国大臣吕海寰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24页。）。其变法主张主要包括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内政方面主要是练兵和筹饷；外交方面主要是睦邻和安教。在讨论筹饷问题时，他提出了整顿税则、修改关税的主张。这就涉及到了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 伍廷芳在整个维新运动期间曾先后4次上奏朝廷，鼓吹变法。 其变法主张主要包括： 首先，时势所迫，不得不变，失此不图，后悔莫及。1898年2 月10日，伍廷芳因见教案迭起，而内治无权，因此上奏清廷，请求变通成法，亟图补救。百日维新开始后，他在所上奏折中进一步强调了变法维新的重要性，说：“今时事方艰，强邻逼处，胶事甫定，旅顺、大连湾、威海、广州湾之事，循生迭起，如环无端，边患愈危，疆土日削。……乃者列邦密谋，报章腾播，因利乘便，同以瓜分为言，是直以波兰待我也。其所以迟疑却顾不即决裂者，以中国地大物博，骤难并吞。又恐宰割不平，互相争夺，适启天下之兵，误欧洲太平之局耳，其心岂尝须臾忘我哉。及今亟变尚可有为，失此不图，后悔无及。”在同一份奏折里，他还指出：“帝王不相沿袭，制度惟贵因时，泰西各国百年来，日益强盛，风气聿新，我与为邻，岂复能拘守成法。”督促朝廷痛下决心，速决变法大计：“凡有应兴应革诸务，当与在廷臣工通知时事者，熟计利害，内决圣断，毅然行之。”（注：《出使美国日国秘国大臣伍廷芳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33页。） 其次，变法图存，首在自强，自强之要，首在内治。早在《奏请变通成法折》中伍廷芳就指出：“窃查近来边衅之开，每起于教案。而教案所以多者，推原祸始，则由昔年与之订立条约，许以遍地传教，不许以内地通商，殊为失策。……今欲预弥其变，惟在内治有权。”（注：伍廷芳：《奏请变通成法折》，《伍廷芳集》（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7～48页。）百日维新期间，他又在上奏中指出：“夫我欲图存，惟在自强，自强之要，先在内治，内治既定，外侮无自而启。”（注：《出使美国日国秘国大臣伍廷芳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33页。）他所说的内治，在当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奏请变通成法折》中，他认为，要想内治有权，必须废除领事裁判权。百日维新开始后，他在上奏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变革内政的思想，兹述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