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尤其是庚申之变，使清政府创巨痛深；天国狂飚，更是撼动了清王朝的根基。在处理内外事务的过程中，洋务派在政坛上逐渐崛起，残酷的现实，使其深刻体会到学习西方、使中国加速近代化之必要。在他们的努力和影响下，采西学、制洋器、兴学堂等一系列近代化政策与措施相继出台，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不小的实绩。这些政策与措施的问世、以及洋务实绩的取得，都与洋务派独特的中西文化观直接相关。可以说，西学中源、中体西用的中西文化观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而采西学、制洋器、兴学堂、重商务等则是这一世界观指导下的具体政策、措施。洋务派的中西文化观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运动，但随着这一运动的发展深入，由于自身的局限，使他们无法将其中西文化观再向前推进一步，因而也就难以将中国的近代化事业推向前进。本文拟就洋务派中西文化观特别是“西学中源”文化观的产生及其对洋务运动的影响加以探讨。 一 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属于后发型国家，因而向西方学习便构成中国近代化运动的主旋律，相应地，如何正确处理中西文化也自然成为中国近代化运动中的紧要问题。在中国讲洋务，本身就包含一个必须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即所讲求之洋务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只有证实在洋务名义下所介绍的西方行之有效的一套，如技艺、学理、经济、政策、制度等等，施之于中国能够同样有效，能够解决国家民族面临的重大困难，西方的这些文明成果方能为国人所接受，这显然是一项重大的文明成果的移植，亦即一场重大的文化移植。因此，它也就派生出一个文化移植的方法论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引进任何外来文明成果，无论这种文明成果具有如何先进的性质，也只有在解决好它与本土情况的结合问题的前提下，方能显示出它所具有的先进效能。这里自然包含着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方面的种种矛盾和冲突，需要加以妥善解决。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独立发展的大国，尤其是有着卓越而悠久的传统文化的大国来说，这桩从西方引进文明成果的大举动，无疑更是要引起文化观念上的巨大震撼与猛烈冲突。在这里人们面对着一个由几千年文明史结成的文化纽结，不解开它，就休想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潮流中前进一步。在这样一种文化大背景下，鸦片战争后举凡提倡学习西方文化的创议，都无例外地必须回答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如何对待“中学”，成为如何对待“西学”的不可分割的另一面，俨然构成一幅阴阳交错的太极图。这就是说，如何实现把西学引入中国这一时代文化使命，直接呈现为怎样解决好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使之融会为一个新的文化统一体的问题。如果中学与西学是绝对排斥的，不能并容的，那么西学就进入不了中华文化圈，不可能与中学构成合二为一的文化统一体。从林则徐、魏源接触“夷务”之初，直到整个洋务运动讲求“洋务”的全过程，所有提倡学习西方文化的开明人士，无论自觉与否，都无法避开中学与西学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而且随着文化交流规模的扩大和层次的加深，中学西学的关系问题，就愈加成了凡是提倡西学的人不得不正面做出必要阐明的立论之前提。这即是洋务派中西文化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促使洋务派中西文化观问世的直接导因，是守旧派对西学的顽拒固绝。守旧派在对待中学和西学的关系问题上比开明派更加敏感，开明派往往只看到西学之有用，而未曾深思其与中学会造成怎样的冲突，守旧派视西学为异端的直接理由却必然要昭示它与中学的传统之不能相容。守旧派顽固地以坚持“先王之制”、“圣贤之道”的传统作理由，指斥引进西学“师事夷人”是离经叛道，弃本逐末，用夷变夏，失体丧国。这种以捍卫中学的面貌排斥西学的激烈言论，从反对林则徐“悉夷情”开始，一浪高过一浪，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从未停息过、缓和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为时甚久的中西学之争中，提倡西学的一方是不断提出新主张、新建设、新理由，把所提供的西学的内容不断扩大，层次不断加深，从器械技艺、科学原理，一直扩展到经济措施和经济体制；而反对西学的一方，都是一以贯之，不管洋务派是主张买轮船、造枪炮、习技艺，还是主张改科举、办学堂、学科学，或是主张兴商务、开矿藏、筑铁路，他们都挺身而出一一加以反对。其态度之坚决、言词之激烈、情感之痛切，都表现得很够分量，乃至有“睹电杆而伤心，闻铁路而掩耳”者。可是细究其所有理由，都是万变不离其宗，这就是恪守祖制圣学传承的伦理纲常之“大本大原”。这就是守旧派认定一切西学洋务均为中学所不能并容的理由之所在，这就是他们力主在中国必须排斥一切西学的立论依据。守旧派本能地觉察到，西学对中学的冲击决不止于器物表层，更在于破坏以伦理纲常为内容的旧有的价值观，而破坏这种价值观念，则意味着这种价值观念所反映所维护的旧有制度成法、等级秩序的崩塌。守旧派固然无法从具体利弊上解释明白洋务何以不能行，西学何以不能用，但是感到面临着权力和利益行将重大变动与重新分配的汹涌势头的威胁，于是就抱着卫道的心理挺身而出，来做死守阵地的决战。他们借势于博大而优越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人心的深厚影响，又借势于把伦理纲常视为华夏文化“道统”精髓的观念当时还是朝野士庶所共同尊奉的信条，所以他们气势如虹。 如此一来，在有关洋务兴废、西学利弊的所有争论中，在具体理由上，守旧派完全处于只能用空话应付的被动劣势，而在道义信念上，洋务派却遇到了守旧派的有力挑战。守旧派既以西学对中学构成破坏为理由，捍卫中学排斥西学，洋务派在提倡西学之际，便不能回避开怎样看待西学与中学的关系这道难题。可是他们的主观状况，使其在解答这些难题时，瞻前顾后，十分拘谨。洋务派中的代表人物无例外地都还是心存庙堂的忠实于朝廷的臣仆，在思想上和道义上他们都是以孔孟之道的信徒自命。如果说他们当中有些人对于“成法”还敢于以“有常有权”为由主张因时更新的话，那么对于“正学”，对于“道统”，他们就完全与守旧派一样，奉之为万古不变的圭臬，不敢也不肯触动其丝毫了。如此，则洋务派就无法放开手脚去客观地阐明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不敢正面承认西学之引进对中学造成冲击，带来变动。所以洋务派在解决中学西学的关系问题上，别无选择，只能是千方百计去设法证明中学与西学无冲突而能相容，证明二者之间具有互补性，可以相辅相成，故而西学之引进对于中学乃是无害而有益的大好事。洋务派就是在这样的事态和心态中，制造出他们独特的中西文化观——西学中源和中体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