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洋商和传教士分别以聚敛财富和传播上帝福音而成为上海外侨社会的主体力量。照常理看，通商和传教是两件很难联系起来的事情。但通商和传教是列强强迫中国开埠的两大动机，因此，当列强炮舰撕开清政府构筑的防线之后，洋商和传教士便开始在条约口岸登陆，并像章鱼一样把他们的触须伸向中国的内地，“变外为为内在，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势力”。 一 早在开埠之前，上海的对外贸易就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但那时并不具备能够促进对外贸易的制度环境，洋商无法涉足。开埠以后，洋商在条约制度的庇护下开始落户上海。1843年底，洋商便在上海开设了11家洋行。此后，随着中外贸易关系的变更和位移，上海迅速取代广州的传统地位，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上海的洋行数亦呈现出激增之势：1847年时，“英租界内已开设24家外国商行（其中3 家是美国的），还建起5家商店铺，1家旅馆和俱乐部”。到1859年时已增至75家，这些洋行分两种类型：一种是以经营鸦片为主的洋行，如怡和、宝顺、旗昌、沙逊、广隆、琼记等老牌英美洋行和架记、顺章、广昌等帕栖洋行；另一种是以经营纺织品为主的洋行，如公易、义记、泰和、裕盛、丰茂、祥泰、和记、公平、李百里、裕记、惇信等洋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长江和北方各口岸陆续对外开放，上海在中外贸易中的优势地位并没有因为新口岸的增开而有所削弱，据1873至1894年主要各埠（22个口岸）进出口货值统计，1894年进口洋货总值16564 万海关两，上海一口即达9666海关两，占总值的一半以上。作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和华北华中新开口岸对外贸易的转运中心，上海自然而然地成为洋行和洋商最集中的条约口岸。1876年时， 上海的洋行数已增至160家；1884年时更达到245家。甲午战争以后，其增长速度更快。 据上海海关估计，1891年时，中国共有547家外籍企业，上海占了280家；1901年时，全国有1102家外籍企业，上海占了432家；1911年时， 全国共有2863家外籍企业，上海占了643家。 （注：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第317页，357页。）从趋势看，上海的外籍企业数在全国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但上海的洋行和洋商仍遥居各条约口岸之首。 由于上海在对外贸易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洋商在晚清上海外侨人口的职业构成中始终占居首位。据1850年8月3日出版的《北华捷报》创刊号公布的一份《上海外国居民一览表》所列名单统计，当时上海共有外侨141人，其中有家属的24 人（家属名单未列出）。在这141人中，专任领事2人（英、法各1人），领事馆职员4人，商业团体113人，开业医生5人（包括药剂师1人）， 英美基督教传教士13人。（注：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页。）1855年，上海外侨的职业构成大致如下： 领事官员17人 男女传教士 32人 妇女46人 医生5人 商人200人 金融业 15人 印刷业 6人 造船业 9人 领港员 25人 其他23人 总计378人（注：吴圳义：《清末上海租界社会》， 第5—6页。） 到1870年，外侨除去家庭妇女、儿童、囚犯、失业者等，有职业的人数为1269人，其职业构成如下： 商务536人 航运293人 工业104人 公务136人 文化35人 服务165人（注：王立诚：《上海早期外侨社区》， 《上海文化》1996年1期。） 从上述3个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洋商人数在上海外侨人口的职业构成中一直占了最大的比例。由于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商港，上海外侨以洋商居最大多数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在云集上海的洋商中，“英商在人数和势力方面， 永远居先”。 1852年，各国商人在上海共设有41家洋行，其中英商就占了27家，英属印度帕栖洋行8家，美商洋行5家，法商洋行1家。1855年， 上海共有53家洋行，英商占了28家，美商6家，德商3家，法商3家。1865年， 在上海的88家洋行中，英商占了58家，美商6家。1891年底， 上海共有外籍企业280家，英商占了175家，德商40家，日商21家，法商15家，美商12家。1901年底，上海的外籍企业增至432家，其中英商达194家，日商78家，美商55家，德商35家，法商28家，意大利商人12家，葡萄牙商人11家。1911年底，上海共有643家外籍企业，其中英商占了258 家， 德商103家，美商59家，日商47家，葡商40家，俄商35家，法商33家， 意大利18家，澳大利亚商人14家。与这种格局相对应，英商无论在进出口贸易还是企业投资方面都比其他国家的商人要大得多，这可从英国和其他国家船舶各自缴纳税款的对比中窥知一二。1868年，英国进口、出口和船舶吨税为1466383两，而其他国家仅为417192两；1895年， 各国船舶所纳税款4095807两，其中英国就占了2811150两，居于绝对的支配地位。（注：李必樟编译：《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180页，881页。）此后，英国在航运业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到1911年时，英国仍占40%左右。 相比之下，上海租界的另外两个创始国——法国和美国，特别是法国的商业势力要小得多。法商在法籍侨民中始终只占极小的部分。1873年3月30日，上海共有法国侨民88人，其中只有3个商人。1875年，在总共213位法籍侨民中，只有21位商人。1882年，在总共150位法籍侨民中，只有10到12位商人。即使在如此稀少的法商中，也很少将自己的企业设在法租界。譬如，上海唯一代表法国的大金融机构——法兰西银行就设在公共租界。对此，法国驻沪领事经常抱怨不已。白藻泰在1901 年3月1 日写给法国外交部的一份领事报告中就说：“我应承认法国租界并未充分吸引我国商人的注意力。我们的江岸为英国和中国的公司所盘据，而我们最好的地皮也被外国人，或借英国人名义的华人所拥有。这个弊端的根源乃是我们的同胞，对法国替他们在此港口所争取的利益，显得漠不关心。来到中国的法国资本家和工业家，从不曾想到要在这个值得注意的地方设行建厂的问题。法国人所拥有的只有原租界的五分之一的地方。（注：吴圳义：《清末上海租界社会》，第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