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戊戌维新，既是一场政治运动，又是一场文化思想运动。就文化思想运动而言，进行文化批判与重构是它的重要内容，而中心一环则是“孔教复原”。“孔教复原”一语见于1901年梁启超所作的《南海康先生传》，是他对康有为所从事的儒学改造工作的概括。其实，这一时期谭嗣同、宋恕等人对儒学的改造，所采取的也是“孔教复原”的方式。 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学具有复杂的性质和影响。作为封建意识形态，它是中国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业已融入中华民族精神。对于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来说，它乃是斩不断的民族文化之根。在康有为等维新派思想家的心目中，儒学既是传播西学、进行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障碍，又是一笔可资利用、必须审慎对待的精神资源、历史遗产。在他们看来，作为对中国思想文化最高权威的孔子的解释权，虽一直握在封建统治者、守旧势力的手中，但若夺之而为我所用，作用将是巨大的。他们认为，对于孔子和儒学，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应是通过改造、重塑而利用之。他们提倡“孔教复原”，正是要对儒学作一番改造，使其资产阶级化，从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变为推行资本主义变革的工具。在这场斗争中，康有为等人一方面将孔子抬到无以复加的神圣地位，一方面却又对后儒之学作了猛烈抨击，所采取的乃是尊孔子而批后儒的战术。至于被他们神化了的孔子，则是他们所重塑的新的资产阶级的孔子。 一 所谓“孔教复原”，顾名思义是要恢复“孔教”（即儒学）的原貌、真相。康有为等人所设定的前提是，孔子学说原本极好，但在孔子之后，经一些后儒之手，它已逐步变质、走样。这变了质、走了样的儒学曾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种种消极影响。因此，今日当务之急是揭示后儒对孔子学说的误解、歪曲和篡改，恢复其本来面目。为此，康有为等人先后描述、提供了各自的孔学、“孔教”变质史，揭露了历代后儒对孔子学说的背离、背叛，对后儒之学作了一番清算。所以，戊戌时期的“孔教复原”，重要内容是抨击后儒、批判后儒之学。而被他们指责、否定的后儒，范围是相当广泛的。 1897年康有为认为，孔子学说被误解、歪曲、篡改，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始误于荀学之拘陋，中乱于刘歆之伪谬，末割于朱子之偏安，于是素王之大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注：康有为：《礼运注·叙》。）因此，孔教复原工作应从“排斥宋学”、“排斥歆学”、“排斥荀学”入手。（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第六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到1901年，他又把孔学的变质上溯到曾子。他说，“盖孔门传学二大派，而有子、曾子为巨子宗师也。”其中，有子“传升平之学”，而曾子则“传据乱世之学”。曾子之学“专言省躬寡过”，大背孔学宗旨。可是，由于有子早卒，“其道不昌”，而曾子却“最老寿，九十余乃卒”，而且“弟子最多，故其道最行”。经由曾子及其弟子之手，“孔子之学隘矣，此儒教之不幸”（注：康有为：《孟子微》卷八。）。这实际上是认为，孔子去世不久，孔学即开始变质、走样。康有为又认为，曾子、荀子等人对孔学尚只是因为理解、接受的偏差、片面而误传，而刘歆则是有意篡改、作伪，故危害更大。因此，今日的“孔教复原”，首要任务是“排斥歆学”。其实，康“排斥歆学”实际上是要否定、推翻流行已久的古文经和古文经学。 谭嗣同所提供的孔教变质史则认为，孔教的变质始于荀子，荀子乃是败坏孔子之道的首恶。他说，孔子逝世后孔学衍为两大支，一支由曾子传子思，再传孟子，“孟故畅宣民主之理，以竟孔之志”；一由子夏传田子方，再传庄子，“庄故痛诋君主”，坚持孔学“民主之义”（注：谭嗣同：《仁学》二十九。）。不幸的是这两大支派“皆绝不传”，到战国末荀子遂“乘间冒孔之名，以败孔之道”。由荀子“一传而为李斯，而其为祸亦暴著于世矣”。接下来败坏孔子之道的尚有叔孙通、刘歆、桓荣、韩愈、孙复等。此后，诸儒皆“出于宋儒胯下”（注：谭嗣同：《仁学》二十九。）。谭嗣同认为，在这一连串败坏者中，荀子不仅是始作俑者，而且他全面篡改了孔子学说，从此孔学“尽亡其精意”。 谭嗣同认为，荀学的基本宗旨与孔学全然对立，主要表现在：一，违背孔子“民主之义”，提倡“法后王，尊君统”，“授君主以莫大无限之权”（注：谭嗣同：《仁学》三十。）。二，违背孔子平等宗旨，“喜言礼乐政刑之属”，（注：谭嗣同：《仁学》二十九。）严上下等差。三，“以伦常二字，诬为孔教之精诣”（注：谭嗣同：《仁学》三十。），为君主提供最有效的“钳制之器”。从叔孙通以下的后儒，正是继承发展了荀子尊君权、严等差、重纲常的思想，使君权愈尊，平等尽失。基于这一分析，谭嗣同得出了二千年来之政皆“秦政”，二千年来之学皆“荀学”，“二者交相资”的著名结论，（注：谭嗣同：《仁学》二十九。）揭示了自秦汉以来中国二千年间政治、文化的基本格局。谭嗣同将二千年来的后儒之学统称之为荀学显然不妥。但他将尊君权、严等差、重纲常概括为荀子和后儒之学的宗旨，这就更准确地揭示了后儒之学的本质。 相比之下，宋恕提供的孔教变质史显得别具一格，他对后儒的抨击、否定也更为猛烈、坚决。宋恕认为，中国自汉初以来，“儒教之实早亡”，在此之后的儒学乃是“阳儒阴法之学”，“其学阳尊孔孟，阴祖鞅斯，务在锢民聪明，拂民天性，驱民入于狉榛之域、奴仆之区，严防其界，使民救死不暇，以迎合世主。”（注：宋恕：《致冈鹿门书》。）他宣布，自汉以来“以法乱儒”、“阳儒阴法”的魁首是叔孙通、董仲舒、韩愈、程颐，此四人乃是危害中国的“四大魔”。 康、谭、宋三人所提供的孔教变质史，不仅具体说法不尽相同，而且彼此间还存在一些矛盾。比如，康有为大力推崇、表彰董仲舒，而宋恕却认为董是危害中国的“四大魔”之一。康有为认为曾子所传乃“据乱世之学”，使孔学开始变质、走样，而谭嗣同却认为曾子直传孟子，这一派是“竟孔之志”的。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抨击程朱、批判理学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康有为将朱熹看作是孔学第三期的败坏者，明确主张“排斥宋学”。谭嗣同虽视荀子为败坏孔学的首恶，但又指出程朱不仅是“荀之云礽”（注：谭嗣同：《仁学》三十一。），而且将荀子尊君权、严等差、重纲常的思想发展到极端，从而将中国引向最黑暗的时代。宋恕更是认为，“阳儒阴法之学，始于叔孙通，极于宋程朱”，（注：宋恕：《致冈鹿门书》。）程朱乃是“四魔”中为害最大者。所以，他的“孔教复原”，具体目标便是“排洛闽之伪教，以复洙泗之真教。”（注：宋恕：《致夏穗卿书》。）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康谭等人不仅揭示了程朱理学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本质，而且对程朱理学的理论体系也作了颇为全面的清算。对于程朱的一套基本观点，如理在气先说、义理之性说、变化气质说、去人欲存天理说、纲常神圣永恒说等，都有程度不同的分析批判。可见，他们对于清算、批判程朱理学更为重视。谭嗣同曾引朝鲜人的话说：“地球上不论何国，但读宋明腐儒之书，而自命为礼义之邦者，即是人间地狱。”（注：谭嗣同：《仁学》三十四。）而宋恕则主张“学者案头”“不可一日有洛闽经说”（注：宋恕：《六字课斋津谈·尊孔类》。）。这反映，他们对程朱理学的憎恶之情是何等之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