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容闳诞生170 周年， “中国留美幼童纪念学会”（ChineseStudents Memorial Society）和耶鲁大学，于9月在他工作多年并最终定居的哈特福德（Hartford，美国康州首府）举办纪念活动，邀请容闳和他当年率领的留美幼童后裔四十余人聚会。随后是11月下旬在他的出生地珠海，由市政府出面主办“容闳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有众多中外学者参加，提交论文四十余篇，讨论非常热烈，并且提出许多推动容闳研究的很好建议。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没有忘记容闳，我为此感到由衷的欣慰。 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先驱者，大多是长期接受传统教育，然后走出国门看世界，获取新知以后回国推动各项革新。惟独容闳是从小到大在海外接受比较完备的西方教育，然后回国投身维新与革命活动。不同的文化背景塑造不同的世界观，容闳实际上早就形成了适应于西方近代文明的世界观。只是由于他平生事业重在实践，同时也由于他不善于运用中国的语言文字，因而未能在这方面多作自我表述罢了。 容闳平生事业有四大端：协助建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厂此其一；倡导并率领幼童赴美留学此其二；参与维新变法此其三；促进革命运动此其四。这四件事都是开风气之先，都需要大智慧、大勇气、大才干，才能在专制高压、封建守旧的社会环境中有所成就。人们常说容闳的可贵在于“与时俱进”，意即他的革新主张与实践经历器物（办工厂）、精神（创新学）、制度（从变法到革命）三个层面。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把容闳等同于其他中国现代化的先驱者，不尽符合容闳的心路历程。因为，容闳在美国所接受的多年文化薰陶，特别是在耶鲁大学的系统教育，使他早已具有民主、自由与共和国思想。所以，他的1854年级友的临别赠言，才会出现“希望获悉你的故土从专制统治下和愚昧锁链中解放出来”，“愿你回归天朝帝国之时，将发现它已成为神圣的共和国，而你将参与获致推翻压迫的胜利”等诚挚的话语。1860年他从上海前往南京，对太平天国进行相当认真的实地考察，给洪仁玕的七条建议，已经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各方面的革新。其后在《西学东渐记》第十章（“太平军中之访察”）和十一章（“对于太平军战争之观感”）中，他也毫不讳言自己对于革命的同情和推翻清朝政府并建立新国家的向往。 容闳在耶鲁大学临近毕业之际，即已立下“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宏大志愿，并且“又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画大略于胸中矣”。其目标与规画都是比较全面的，但是他实行的具体步骤却不能不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容闳的特殊经历使他在回国初期成为所谓边缘人物，既难以为主流社会所接纳，也未能为农民起义军所认同。他所拥有的“西方之学术”，无论是灌输还是移植都需要有某种社会力量作为凭藉，个人赤手空拳是办不成任何事情的。他在香港学律师，在海关当翻译，在洋行任职员，无非是谋求生活自立的支撑点；投奔曾国藩和会见洪仁玕，才是他寻找灌输、移植“西方之学术”的依托力量。太平军领导人的晚期腐化蜕变终于使他失望，暂时放弃了激进变革的试探；而洋务派官僚的趋向某种程度革新，却使他有可能实现办新式工厂与率幼童留学，迈开以西学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的第一步。但洋务派官僚并未给他一个挥洒自如的空间，守旧势力的阻挠与攻讦则使他的留学计划半途而废。于是他把眼光转向新起的维新运动，随即又通过堂弟容星桥与孙中山结识，积极促进以建立共和国为目标的资产阶级革命。我认为，容闳的认识具有明显的前瞻性，也可以说是知先于行或行其所知，这是他与其他许多先驱者思想发展轨迹不同之处。 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容闳的名字与西学东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不仅因为他的生平事迹确实体现了西学东渐的潮流，而且还因为他的自传的中译本被命名为《西学东渐记》，以致在人们的心目中，容闳仿佛就是西学东渐的代号。 其实这本用英文撰写的自传原名“My Life inChina and America”，直译应为《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 中文译者把它改名为《西学东渐记》，可谓画龙点睛，深得其神髓，决非误译与歪曲。西学东渐是近代中国（也是近代亚洲）一股强烈的潮流，真说得上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因而人以文传，文以人传，自传的原名反而在故土被遗忘了。 容闳为西学东渐作出的卓越贡献，早已为世人所知晓，但他为东（中）学西渐所做的工作却不大有研究者提及。十年前，我查阅耶鲁大学馆藏容闳档案，发现他不仅对《四书》和若干中国史书、诗歌有所了解，而且还利用这些典籍中的名言佳句为1854年级众多美国级友赠别。其后，他担任中国留学生监督，在哈特福德工作六年之久，不仅督促留美幼童学习中文经典，而且向耶鲁大学赠送《纲鉴易知录》、《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山海经》、《康熙字典》、《三国演义》、《李太白诗集》等书。中西文化交流本来是双向交流，即令是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关系，何况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和极为丰富的内涵。西方人为东方文化的固有魅力所吸引，故国文化的基因必然要在与美国同学、友人长期相处中有所展现，这就是容闳致力于东（中）学西渐的缘由。就传统文化的素养与实力而言，容闳诚然不及王韬、薛福成、郭嵩焘等大学者，但他对西学和西方社会的熟谙，却又使他在东学西渐工作中具有自己的明显优势。 过去，人们往往误把容闳看作业已归化美国的假洋鬼子，其实他终身抱持着牢固的中国情结。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中国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正如他给美国级友临别赠言所说的那样，胸怀松柏之志，常保赤子之心，终于有志者事竟成；在临终之前获知故土推翻君主专制与建立共和国的胜利喜讯，并且立即敦促自己的儿子回国为新政府效力。他惟一的遗憾是长期羁旅北美，未能重返故土而终于客死异域。但这决不是他自己的过错，是当时那个守旧的中国未能容纳这位海外赤子，把他排拒在国门之外。但对祖国土地和人民的眷恋却伴随他终身，他虽然被安葬在曾经学习、工作、生活多年的哈特福德，而墓碑上所镌刻的那个中国“容”字图案，却象征着那颗永远期盼东归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