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战”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特有范畴，其实质是主张发展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这一范畴由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重要代表人物、著名实业家郑观应首先提出，并成为他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商战思想直接反映了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对推动我国近代经济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也为甲午战后资产阶级变法运动的兴起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化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求之于人们的头脑之中，也不应求之于人们对于永恒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长的理解之中，而应求之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之中；这些原因，不应求之于哲学，而应求之于各该时代的经济。”（注：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0页。）经济思想是经济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在意识形态上的直接反映，又为其所属的阶级服务，对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一定的反作用。 郑观应（1841～1920年）生于鸦片战争时期，长于外国侵略日益猖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年代。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凭借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逐步占领了中国市场，控制了清政府。从1865年起，中国对外贸易由长期以来的出超变为入超，而且越往后入超的数目越大，中国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商品的倾销市场和原料基地，中国的经济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化的深渊。“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89 页。）。社会经济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渐形成。一部分受过西方资本主义影响或者直接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人物，面对列强欺凌的局面，其爱国之心被震动，开始寻求摆脱民族危机的出路。他们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的侵略掠夺表示了愤慨和抗议，揭露和批判封建统治的弊端；另一方面，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生产技术和经济制度，提出一些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要求。这种经济思潮作为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世纪后期逐渐形成，郑观应商战思想则是其集中体现。 郑观应出生在地主士人之家，自幼熟读经史，年长应试未中，遂弃学业，16岁起赴沪经商，先后任英商宝顺、太古洋行的买办，同时他投资外商公司，并捐资官至候补道员。因得到李鸿章赏识，被委以重任，位居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又以商股身份参加洋务派企业管理，开始了洋务活动。但他并没沿着买办和洋务派的道路走下去，而是与他人合资兴办煤矿、金矿、缫丝、印刷、玻璃等新式企业，从而由买办商人逐步转化为民族资本家。郑观应的复杂经历，使其成为各种思想的矛盾混合体。经史启蒙教育使他对封建统治怀有惶惶尊崇之心，20余年的买办生涯让他对外国资本在华的侵略活动了如指掌，他又“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初刊自序》，载《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3页。）， 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先进性；他从事洋务派的企业管理，对其内部的腐朽黑暗现象有切肤之感。郑观应作为一位民族资本家，又深切感受到中国民族资本在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双重压制下的苦味；于是，一种自强意识油然而生。他迫切希望中国像西方诸国那样富强。何以致富？学习外国，发展资本主义。如何实现？像“外洋”那样，“以商立国”，“藉商以强国”（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三》，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14页。），“初学商战于外人， 继则与外人商战”（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复考察商务大臣张弼士侍郎》，载《郑观应集》（下册），第620页。），于是他提出振兴商务进行商战的理论和对策。从1870 年起宣传自己的主张，将自己与“中外达人”广泛接触中“侧闻绪论”和“时阅中外日报”所得的“安内攘外之道”（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初刊自序》，载《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页。）发表出来。 他先后出版《救时揭要》（后增删改名《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等，阐明自己的经济思想和改革主张，“商战”理论则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 二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强调商业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以商立国”。 郑观应曾说：“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一》，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04页。）认为“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07页。）。 郑观应把商务提到如此高的地位，主要是基于对时代变化的认识。他说：“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农之利，本也，商之利，末也，此尽人而能言之也。古之时，小民各安生业，老死不相往来，故粟布交易而止矣。今也不然，各国并兼，各图利己，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英之君臣，又以商务开疆拓土，辟美洲，占印度，据缅甸，通中国，皆商人为之先导。彼不患我之练兵讲武，特患我之夺其利权，凡致力于商务者，在所必争。”（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三》，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14页。 ）他分析了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指出商业交换范围日益扩大，国家之间竞争日趋激烈，列强已将侵略魔爪伸入美洲和东方各国，而日本“讲求商务”扭转了“国势已形岌岌”（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三》，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15页。）的局面， 唯“以农为本”的落后中国成为列强众矢之的。作者得出结论：必须摒弃陈旧的“崇本抑末之旧说”（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07页。）， 切实认识到“商之义大矣”（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07页。）；大力“振兴商务”，像“泰西各国”那样，实现“商务日振，国势日强，民生日富”（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三》，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15页。）。 （二）分析中国商务不振的原因。 他从下列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是长期以来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崇本抑末之旧说”的束缚，这是历史原因。二是列强的经济侵略“噬膏血”、“攻资财”，使我中华“精华消竭已成枯腊”（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上）》，载《郑观应集》（上册），第586页。）， 此乃外因。郑观应又从官商双方的弊病阐述了中国商务不振的内因。一方面，“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商人则“愚者多而智者寡，虚者多而实者寡，分者多而合者寡，因者多而创者寡，欺诈者多而信义者寡，贪小利者多而顾大局者寡，此疆彼界，畛域攸分，厚己薄人，忮求无定”。他们“心不齐，力不足”，于是形成“合股份而股本亏，集公司而公司倒”（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三》，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15页。）的局面。另一方面“官商隔阂，情意不通， 官不谙商情，商惮与官接”（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一》，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05页。），此乃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