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弛禁放荒与封建土地制度的破坏 封禁东北是清王朝的基本国策之一。其主要内容就是把东北绝大部分未垦地定为官荒，划作禁山、牧场、围场等，严禁人民移居垦植。同时，清政府还把大量已垦地圈为官庄、旗地，禁止“旗民交产”。在封禁政策下，东北土地几乎全部为清朝封建政府和贵族垄断，形成了僵化的封建土地国有制。野蛮的封禁导致严重的封闭，不仅造成社会经济的停滞落后，而且使资本主义因素很难萌发和生长。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内外交困，沙俄乘机鲸吞我国东北地区领土100 余万平方公里。面对如此严重的边疆危机，清政府被迫放松封禁政策，逐渐对东北实行了土地开放政策。 在奉天省，1863年开放了大凌河东岸牧场和盛京东边封禁山场两处禁地。1879年，清政府又开放了海龙城鲜围场（今海龙、辉南一带），丈放荒、熟地各102万亩。（注：《东华续录》，光绪朝，卷27。 ）在吉林省，1861年开始丈放省西围场（今伊通、双阳一带）。同年，还丈放了蜚克图站以东围场（今阿城一带）。1881年清政府在珲春设立招垦总局，开始丈放南荒围场（今延边地区）。在黑龙江省，1860年，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四次奏请招民垦荒， 清政府批准呼兰地区局部开放， 到1879年共丈放荒地119万余垧。 清政府解除封禁、开放官荒后，大量流民进入东北，不仅促进了当地的土地开发和经济发展，也使原有的封建经济关系逐渐发生变化，官庄旗地向民地转化的趋势日益发展。 首先，官庄被庄头、佃户隐占的现象日益增多。例如，盛京三陵户部官庄27万余亩庄田，多被“隐匿侵占，弊端百出”（注：《满洲旧惯调查报告》，皇产、附录。）。盛京内务府所属的锦州官庄亦被长期隐没，“各庄头据为己产，强借、勒押、私典、盗卖，种种弊端靡所不至”（注：《政治官报》，740号。）。庄头“俨有地主之资格， 私兑盗典，比比皆然”（注：《奉天财政沿革利弊说明书》，第1册。）。 官庄佃户也多“私相典售，视官地为己有”（注：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东三省日报》。）。吉林官庄“其丁壮则死绝逃亡，其地亩则辗转售卖”（注：吉林度支司档案，卷1983号。）。呼兰各官庄也因“咸丰以后，直隶、山东游民日以众多……收为赁佃，浸假而私售以地，岁课其租。该管官若有伺察，略予规制，亦遂不加诘禁”（注：《黑龙江述略》，卷4。）。总之，东北三省的官庄无不通过各种方式向民地转化， 有许多庄头由“二地主”变成正牌地主，一些佃户、壮丁也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或所有权。 其次，旗民交产现象日益普遍，大量一般旗地变成民产。据载：“奉省八旗官兵随缺、伍田、马丁、园庄等地，坐落各城，为数非少……此项地亩向为旗产，均系招佃承种，历年既久，盗典隐占，积弊甚深。”（注：《锡良遗稿》，奏稿，卷7。）吉林省旗地也是“辗转兑卖， 司册空存其名，地已无从着落”（注：吉林行省档案，1（6—1）—281。）。咸丰以来，呼兰地区的旗地多被“卖与汉人，因此严办者不止一再。迨汉族农民继续来此，满人遂尽售其所有之土地矣”（注：汤尔和泽：《黑龙江》，第183页。）。 特别是“自咸丰二年暨同治二年直隶旗地两次奏明开禁，凡民置旗产概令纳税升科，于是东三省旗户亦从而效尤，私自交产，大半变为民产”（注：吉林行省档案，1（6—1）—276。）。 官荒的弛禁和民垦、官庄旗地的盗典和破坏，反映了东北官地向民地转化的历史趋势，封建国家、八旗贵族以及八旗官兵的土地占有制日趋破坏，而非身份性的私人地主和自耕农经济却日益发展，从而使东北地区旧有的封建生产关系逐渐瓦解。尽管这种变化依然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但对资本主义的萌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就为东北地区的资本主义产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营口开港与封建自然经济的瓦解 辽东农业在清代前期就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乾嘉年间，曾有大量余粮运往关内。但当时辽东是清朝“陪都”盛京的所在地，王公大臣聚集之处，农产品主要用于供奉王公贵族、八旗驻兵及官府衙门，剩余部分十分有限。清政府为了保障盛京地区粮食供给，对“奉天、直隶海船往来，贩运米豆杂粮，向有例禁”（注：《清朝文献通考》，卷33。），限制了农产商品化的发展，致使辽东农业长期处于封建自然经济状态。至于东北北部地区，因遭受长期封禁，经济发展更加落后。 1861年牛庄（营口）开港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开始向东北渗透。1863年清政府被迫开放“豆禁”，下令“各海口豆石开禁，准令外国商船运售”（注：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7页。）。“豆禁”开放后，大量外轮进入营口。1862年，营口外轮仅有86艘，1865年猛增至274艘，其中约有90 %的外轮出租给中国商人进行粮豆转口贸易。（注：Trade Reports 1865年，牛庄，13～14页。）外商参与东北粮豆运输和贸易后，营口大豆、豆饼、豆油的输出量逐年增加，1864年为1665300担，1867年增为2162300担。1869年，清政府又解除了将大豆运往外国的禁令，从此东北大豆不仅运销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而且开始向日本、香港、南洋等地输出，东北的粮豆市场进一步扩大，输出量也日益增加。1875 年， 营口大豆的输出量为2759240担，1891年已达7314408担。从1872～1881年，营口输出的大豆价值14782597海关两，豆饼7941698海关两，豆油 522877 海关两； 从1882～1891年，营口输出的大豆价值23759566海关两，豆饼15259166海关两，豆油675674海关两。（注：《满洲大豆及其加工品》，131～135页。）大豆成为营口乃至全东北独执牛耳的输出贸易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