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对此，日本与其它帝国主义列强曾联合发布了一个所谓“中立”布告，称“现值中国政府与民军互起战争，查国际公法，无论何国政府与其国民开战，该国国内法管辖之事，其驻在该国之外国人无干涉权，并应严守中立，不得藏匿两有关系之职守者，亦不得辅助何方面之状态。据此，本领事等自严守中立，并照租界规则，不准携带军械之武装人在租界内发现及在租界储匿各式军械及炸药等事。”（注：曹伯亚《武昌革命真史》。）随后，日本政府对其在华利益的执行机构——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的行为也做出规范：“帝国政府为对全局保持公正态度起见，凡欲经由南满铁路运送军队及军需物质等项，对官、革双方一概谢绝。”（注：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1980年版，第223页。）那么， 满铁是怎样履行这一承诺的呢？我们翻开辽宁省档案馆收藏的满铁档案，就不难看出满铁在辛亥革命时期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满铁做为日本政府“经营满洲”即侵略中国东北的中枢机构，为了实现掠夺，它从1906年设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进行了“诸如改筑铁路，扩建港口，修筑工厂，开采煤矿，举办电力、煤气工业，进行农牧业改良试验以及地质调查，工业试验，投资办厂等各种开发活动。”（注：苏崇民著《满铁史》，第2页。）辛亥革命的爆发，触动了满铁的神经。武昌起义消息传开后，奉天、营口、大连、长春、哈尔滨等城市市场动荡，有鉴于此，1912年1月12日， 拓殖局第二部长江木翼致函满铁副总裁国泽新兵卫：“清国事变，贵社营业及其它设施及将来关系各项十分至急。希速报告。”（注：辽宁省档案馆藏满铁档案总体部，第2726卷。）于是，满铁的调查研究机构马上以最快速度从贸易输出输入、煤炭产值、铁路运输等诸多方面入手，做了极为详细的比较调查： 输出入货物比较总表 输出入 输出 输入 月份10月～12月10月～12月 1910年 14130.2吨 11572.4吨 1911年 2520.8吨 10539.3吨 1912年 5386.4吨 15338.2吨 大连及营口驿发运货物数量调查表 驿名大连 营口 品名 月份10月 11月 12月10月 11月 12月 年度 砂糖(吨) 1910年 176311 703 792 1225 3114 1911年 220 67 372 560 1210 1890 麦粉(吨) 1910年 107135 196 47 14 35 1911年 230227 754 128 310 107 煤矿产值比较调查表 月份 10月11月12月 1910年 6417吨 7115吨 6516吨 1911年 2000吨 1000吨 1750吨 上述资料来源：辽宁省档案馆藏满铁档案2726卷。 从上述调查统计，我们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爆发后，满铁输入货物明显增加，1912年比1910年增加近3765.8吨；发送麦粉大连港1911年比1910年同期增加773吨，营口港增加449吨。这就不难说明，这期间满铁经营的铁路大量向交战双方倾销军需物品，以从中谋取暴利，发战争不义之财。同时也可看出，因时局动荡，工厂倒闭，市场混乱，致使输出货物较同期锐减。1910年输出货物为14130.2吨， 至 1911 年同期降至2520.8吨。特别是满铁煤矿产值此间急剧下降，“产值仅是去年同期的四分之一”。 尽管如此，满铁的二重性（既是一个殖民侵略机构，又是一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使满铁以扩大侵略权益为最高原则，必要时可以不计盈亏，以其经济利益服从于日本侵略扩张的政治或军事要求。因此，当日本政府将辛亥革命视其为扩大侵略权益的绝好机会、日本军界明目张胆地提出要“趁火打劫”（注：升味准之辅等编《上原勇作关系文书》，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5756页。）时，满铁做为日本政府“在中国本部的势力”，他们口称“中立”，实则积极参与干涉，策划阴谋，其触手已经深入到中国的各个方面。 1.广泛收集情报 谈到满铁早期情报工作，就不能不谈陆军省少佐佐藤安之助。满铁成立后，为使铁路适于战时军事运输的要求，密切满铁与日本陆军的关系，日本陆军省特派佐藤安之助少佐到满铁任嘱托。由于佐藤安之助“精通清国情况，不仅北京官话出色，并有英语及其他外国语言的素养”（注：鹤见右辅著《后藤新平》，第2卷。）， 深为满铁首任总裁后藤新平赏识，任命他为调查役，担任满铁奉天公所长。同时，佐藤作为陆军的高级特务，利用其作为满铁公所长的身份经常周旋于中国军政要员之间，侦探中国军事情报，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中，佐藤更是一马当先，他所掌握的情报内容甚至比革命党和清政府更为全面。如1911年佐藤为满铁撰写了《赵尔巽其人》的调查报告，他对时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从小到日常起居、为人品质，大到政治倾向、外交、实业、军事、吏治政策等方面进行调查。为满铁在辛亥革命中策划阴谋，提供了大量的可资决策的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