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是“个人社会化的客观条件，是生物的人变成社会人的过程。一个人降生后，要成为一个社会的人，都将接受一定的不同层次的社会文化，经过家庭、家族、邻舍、社区及各类学校的教育、训练，逐步懂得一定的社会规范，成为服务于社区、社会群体的合格角色”（注：张光博：《社会学词典》，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07页。）。 简言之，教化就是通过教育和训练使人们的思想符合既定的社会规范的过程，它为个人的行为奠定了思想基础，是个人一切行动的最初原动力。教化的成功与否与社会的稳定是息息相关的。在高度分散聚居的乡村社会中，如何建立完善的教化体系加强思想控制，始终是封建王朝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王朝的兴衰。入关以后，清王朝在接纳儒家文化和明朝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比较成功的乡村社会教化体系，用以对乡村社会的广大民众实行思想控制。但是鸦片战争的爆发，导致了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的剧变，从而也使得清王朝传统的乡村社会教化体系发生了历史性变迁。在变迁过程中，清王朝基本上失去了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从而，人心的离散便成了清王朝迅速灭亡的主要社会条件。 一 为国之道，以教化为本。移风易俗，实为要务。诚乱者辑之，强者训之，相观而善，奸慝何自而逞。故残暴者，当使之淳厚，强梁者，当使之和顺，乃可几仁让之风焉。舍此不务，何以克臻上理耶。（注：《太祖实录》卷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5页。） 早在1619年7月， 清太祖就充分意识到社会教化在政治统治中的重要作用。康熙九年（1670年），圣祖谕礼部曰： 朕惟至治之日，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其时人心醇良，风俗朴厚，刑措不用，比户可封，长治久安，茂登上理。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注：章梫纂：《康熙政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 就王朝的安危和权力的巩固而言，军事统治和严法峻刑只是一时之举，而非久远之策，因而，清朝统治者在实践中确认了“教化为本”的统治原则，并逐渐形成并完善了自己的乡村社会教化体系。 为了从思想上控制乡村社会的民众，清王朝建立了一系列的组织来承担社会教化的职责，主要有社学、书院和保甲组织。 从顺治至雍正年间，清廷多次下令要求“每乡置社学一区，择其文义通晓、行谊谨厚者补充社师”（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十七《礼部·学校·各省书院·各省义学》，文海出版社影印本。），“凡近乡子弟年十二以上二十以内有志学文者，俱令入学肄业……务期启发童蒙，成就后人，以备三代党庠术序之法。”（注：《钦定学政全书》卷七十三《义学事例》，成文出版社影印，第1535—1536页。）社学的设立，其任务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教训生童，启迪百姓，化民成俗，以收教化之功；二是教会学生识字读书的基本技能。社学是一种兼有学校作用的社会教化组织。 清初，鉴于明末的教训，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随着清王朝统治的日趋稳定，清廷对书院的态度也转变为积极兴办。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廷敕令曰：“……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摈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注：《清朝文献通考》卷七十，学校考八，考五五○四。）从此，清代书院经历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清代书院是以考课为主，“讲学者鲜”（注：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18页。）。但书院学生所习仍为儒家经史之术，“书院肄业士子，令院长择其资禀优异者，将经学史学治术诸书，留心讲贯以其余功兼及对偶声律之学。其资质难强者，且令先工八股，穷究专经，然后徐及余经以及史学治术对偶声律”（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十七，《礼部·学校·各省书院·各省义学》。）。正是通过书院的教育，一部分士子和生童获得儒家伦理知识。与社学相比，书院教化的范围较窄，且教化内容的程度较深，它更多的是入仕或即将入仕的人们接受教育的场所。 保甲制作为清政府控制乡村社会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早在顺治元年（1644年）之时就开始推行，“清代行保甲，重在户口，警察，收税三端”（注：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上海商务印书馆，第204 页。），但在实际生活中，保甲组织亦承担着劝善惩恶，化民成俗的教化作用。保甲长有宣喻教化本地乡民的责任，他要向知县“举善恶”，凡“读书苦斗之士”、“耐贫守节之妇”、“乐善好施之人”、“孝顺之子孙”等善迹，保长要向知县公举，知县“或周以布粟，或表其门闾，则乡里争以为荣，而愚民咸知劝善”；凡违背教约，素行不俭者，保长向官府检举后，官府“先以训饬，继以鞭笞，于户口簿内注明其劣迹，许其自新”（注：徐栋编：《保甲书·成规上·保甲事宜稿》。）；平时保甲长还要负责执行官府的禁令，向百姓宣讲法律，通过这些措施，使乡民知所为与所不为。另外，保甲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株连互保，一家有犯，周家同坐，“保甲之法，一家有犯，连坐十家”（注：继昌：《行素斋杂记》卷上，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34页。）。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犯法已经超越了个体所承担责任之范围而涉及到一个群体，因而，这个群体必然要互相监督，防患于未然，个人行事时必然又要顾及群体的利益。保甲制在无形中对乡民的思想教化起到了强制作用。“扶儒法之中心，备刑教作用而有之者，厥为保甲之法制……其中育民，训民之道，即本教的立场，而彰化育之功”（注：黄强：《中国保甲实验新编》，正中书局版，第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