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鸦片战争以后，海防问题日趋严重。踏入60年代，清廷开始了一系列的洋务建设，海防的建设也正式提上日程。寓居香港的报人王韬，以《循环日报》大做舆论，纵笔议政，又经常致书于清廷的封疆大吏，痛陈时弊，充分扮演着清政府洋务新政的谋士与智囊的角色。有关海防建设的问题，王韬可能是最早一位以在野知识分子的身份，参与辩论，从而提出一整套海防思想体系的人物。 一、王韬海防思想的形成与分期 在19世纪60至80年代间，由于王韬长时间在香港生活，见闻日广而阅历日深，他的近代世界的观念便自然形成。对香港这块英国在远东唯一的殖民地同时又是重要的海军基地，王韬日夕耳濡目染，这对其海防思想的塑造，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王韬又曾有游历英、法、日本等国的经历，而在英国居住更长达两年多时间。这个19世纪海洋大帝国的军政之善、器物之盛，对王韬的思想冲击是不轻的。王韬对火器战舰知识之丰，对巩固海防建设的见解之精，恐怕与其日夕留心观察这个文明先进的军事强国的设施有关。（注：王韬游历英国期间，非常留心英国科技与海防设施，他在《代上丁中丞书》中说：“曾膺西儒聘，往英二十有八阅月，纵横三万里，周历四五国，泰西汗漫之游……足以荡其胸襟。飙车电驭，逐日而驰，火舰风轮，冲波直上，所见奇技异巧，格致气机，殆不可以偻指数。”见王韬《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1—102页。）。王韬在香港主办《循环日报》，广交中外博识之士，使其对世界最新的资讯的掌握，也非一般士人可比。王韬海防思想之能自成一体系，并不是偶然的。 王韬海防思想的发展，据笔者初步的了解，大致可以分为三段时期，60年代中期为第一期，是王韬海防思想的酝酿阶段，比较粗略，重点在建水师，铸枪炮，造轮船和筑炮台；70年代中期为第二期，王韬的海防思想有进一步的发展，既注意到海防的主要建设，也重视巩固海防的辅助设施，他并且参加了1874—1875年间海防争议的讨论，提出海防建设的迫切性，同时指出了中国海疆的大敌有日俄两国；70年代中期以后为第三期，是王韬海防思想的成熟期，它包括了战术和战略两部分。战术方面，继承前一期而更为全面和深化。战略上的思维的展开，是此期海防思想的主要特色。王韬在海防上最重要的战略考虑是亲英、抗俄、保台、防日。 二、第一期的海防思想 王韬海防思想的产生比较早，他在1864年，即来香港后第二年在给李鸿章的信中，首倡治中御外之策。御外之道有二：一曰握利权，二曰树国威。在树国威方面宜办四事，一曰练兵、二曰精铸枪炮、三曰建筑炮台、四曰用轮船与开设船厂。凡此四事，均与巩固海防有关。他特别提到在“沿江滨海一带，当于要害设立炮台，一准以西人新法，所以扼险制变”。又谓：“开设船厂，雇匠构造，巡缉洋海，备御盗贼”。（注：王韬：《代上苏抚李宫保书》，《弢园尺牍》，第85页。）同年，他又向李鸿章、丁日昌进呈他与黄胜合著的《火器略说》，在书中除了介绍西方各国先进的枪炮制造技术和使用方法外，还特别提到训练能使用这些火器的将士与兵弁，说：“奏功者，器也，用器者，人也。使其善用其器不致于败者，是在良将哉。”（注：王韬：《火器略说·前序》（收入中国兵书编委会编《中国兵书集成》第48册，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他又建议要仿制西洋船炮，为此， 他还对各国所制炮轮进行比较，以资仿制时参考。他说：“以此观之，胜负之数，了可观矣。船同以炮多者胜，炮同以获中者胜，炮巨而少与炮小而多，则巨者胜。巨炮一著，船必立沉，巨能击远，小则难及。船大而高，与船小而坚，则坚者胜。高易中炮，低能避弹，虽大，以当巨炮则立摧。惟坚即受小炮亦无害。新法之创，尽善无弊，故用小不如用大，中多不如中寡。”（注：王韬：《新法变通论》，《火器略说》，第41页。） 1864—1866年间，王韬仍有数次代人上书丁日昌及清廷地方官吏，提出御外之道，认为在海防建设和海军的操练上，要以攻势取代守势，改变了自魏源《海国图志》以来所主张的“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的“以守为战”的战略思想，他向丁日昌提出“以战止战”、“以兵弭兵”的主战观点（注：王韬：《代上丁雨生观察书》，《弢园尺牍》，第90页。），又提倡积极利用上海的优势，把它经管成为东南的商业重镇，利用其南北人才荟萃和华洋杂处之利，善用洋人助译西书以通夷情，悉夷事，尽得西学西艺之长，最后能做到“师夷长技以失其恃，明其所学以通其意”，说此为“御外不易之要法”（注：王韬：《代上丁观察书》，《弢园尺牍》，第92页。）。1870年，王韬上书丁日昌，进一步发挥其治中御外的思想。他向丁日昌说明内之理财足食，外之讲武强兵的道理；在讲武强兵方面，除了主张“一切战攻守御之法，枪炮舟车之制，悉心讲划，驾乎西人之上”（注：王韬：《上丁中丞书》，《弢园尺牍》，第106页。）外， 还特别强调要注意水师操练之法，才能与列强在海上周旋。他说：“水师则重在制造驾驶，了望攻击，而其收功专在于炮。自有外洋轮舶激电追风，而觉一切之船可废，沿海疆臣所讲求，而尤必使其出入海洋，冲涉波涛，以尽其能事，而后战舰方非虚设。”（注：王韬：《上丁中丞书》，《弢园尺牍》，第111页。）进一步表明了海防上最好的守御， 便是能战能攻。 三、第二期的海防思想 1874—1875年发生的海防争议，直接原因是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但客观上则是列强自70年代以来在中国展开新一轮的侵略活动所促成。当海防争议初起之时，王韬即撰写了多篇讨论海防的论文，其后收入《弢园文录外编》中，计有《练水师》、《设电线》、《制战舰》、《建铁路》、《兴利》等，由此多篇文字，可以见到王韬在70年代中期整套海防思想的体系。 在《练水师》中，他认为海防较陆防为尤重，而海防最切要的事，是整顿水师和购造铁甲战舰，以与列强战于大洋之中，不能只以守海口为满足。在整顿水师方面，王韬提出的改革方法有三：一是水师的操练，必须以能操炮为准。他说：“凡属水师，必精加遴选，虽遇风浪而不惊，震雷霆而弗畏，燃放大炮，具有定准，能随船之东西而为炮之转移。”二是要注重驾驶人才的培养，他说：“宜简老于航海之舵工，入西国塾中精加习练，而择其优者以备用。”三是船制亦须变更，他说：“凡所有一切炮船拖船，悉废为民船，而专用火轮战舰，其守口则用英国根砵之制，使大小互相联络。于沿海地方，设立水师馆、舵工馆，日加讲习，壮而用之，自不患无其人，而又何必取材于异地哉！”（注：王韬：《练水师》，《弢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4页。）王韬对西洋铁甲战舰，素有认识研究，他虽然主张造战舰，但深受英国议员布拉斯言论的影响，不以多造巨舰为然。他认为战船有宜于守者，有宜于战者。巩固高大者则为守舰，灵捷轻敏者则为战舰。泰西各国多以造炮少而巨的小战舰为计，因其作战能力强，他引布拉斯的话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