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清一代，许多人由于各种因素被流放新疆，其中一些人有行记或其他著述闻名于世。列举主要者，如纪晓岚的《乌鲁木齐杂诗》；洪亮吉的《伊犁日记》、《天山客话》、《万里荷戈集》、《百日赐环集》；祁韵士的《万里行程记》、《濛池行稿》、《西陲要略》、《西陲竹枝词》；徐松的《新疆赋》、《西域水道记》；林则徐的《荷戈纪程》、《乙巳日记》；张荫桓的的《荷戈集》；裴景福的《河海昆仑录》等。宣统初年，天津绅士温世霖因救国请愿而流放新疆，成6 万言的《昆仑旅行日记》一书，1941年在天津印行，后收入吴丰培先生的《甘新游踪汇编》中，其印数不多，流传不广，少为人知，故有评价的必要。 据书前温世珍的《先兄支英公传略》所述：温世霖，字子英，一字支英，晚号铁仙。生于同治九年闰十月三十日（1870年12月22日），卒于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35年1月28日），享年65岁。 从小好学，少年即在母亲的教导下，慨然有经世之志。见清政不纲，痛国事日坏，遂弃科举投考水师、电报各学堂，以期学成致用。而录取后，均以病退学。年方弱冠，家境衰落，乃为文案谋生。戊戌政变后，庚子之祸继起，疆宇日蹙，他“惧国亡之，无日愤不欲生。乃走凇沪，入桂林，间关万里，奔走呼号，终以所如不合，郁郁北归。因创设天津普育女子学校，发刊《醒俗》、《人镜》、《自由》等报，鼓吹新政，唤醒同胞”。复联合创办直省自治研究会，代表争回津浦车站。“又组织请愿国会同志会，联合各省学生，作救国运动。赴京请愿缩短预备立宪年限。不意触怒大吏，为直督陈夔龙奏参，奉旨遣戍新疆，严加管束”。辛亥秋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得以返回天津。后任同盟会天津交通部长及国民党燕支部总干事，当选为众议院议员。虽竭尽心力，终感独木难支危厦。晚年家居收藏古钱兼习篆隶以自娱，但仍不忘以救国为务，遗嘱中说自己：“清季以主张救国而被放，民国因奔走党政而落伍，半生飘泊，无补时艰。……呜呼！外患方殷，内忧未艾，茫茫前路，在我国上下人士好自为之。” 传略之后，《遣戍新疆之始末》系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六日上海《时报》揭载《直隶四次请愿之大冤狱》一文的摘录：“四次请愿风潮起发于东省，当东省赴京代表过津时，报告东省一切情形，于是各省留津学生到者二千余人，经代表等详述经过，学生等热忱奋发，遂发起通国学界同志会，以为东省代表后援。后以学生等年轻识浅，阅历无多，深恐偏于激烈，于事终无所补，遂公推天津绅士温世霖为会长。因温声望素著、名誉夙隆，曾充第三次请愿代表，阅历甚深，且素于公益之事每不惜捐弃生命财产以为之”。学生3千余人在请愿途中， 有被禁烟局总办袁静庵所乘奔驰的马车碰伤者，激起公愤，打坏马车，到督署前席地而坐，温世霖等人将禀递上。直隶总督陈夔龙素极昏庸，命查拿严办。十二月七日晚，温世霖由家中被巡警道面告奉大帅密札带走拘留。“直隶绅民大为愤懑，遂会议往督院质问。陈督答已经电奏，须候旨意施行。及电旨下，将温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当即起解，此初九日下午事也”。 传略之前，有陈宝铭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七月在津沽寓庐为该书所作序，将温世霖与光绪末年被两广总督岑春煊挟私弹劾而发配新疆、成《河海昆仑录》一书的广东南海知县裴景福相提并论，称道：“温君，北方之强也。具一往无前之志气，抱百折不回之精神，欲建掀天揭地之盛业，博震古烁今之令誉，猝遭自号庸庵之陈夔龙坐罪，与裴君同。自温君之大狱起，一时遂有庸庵诚庸哉、支英洵英矣之谣”。 二 温世霖的《昆仑旅行日记》，起自宣统二年十二月七日（1911 年1月7日）在津被捕，九日递京，十日被押解上路， 止于初抵戍所迪化（今乌鲁木齐）的三年五月四日（1911年5月31日）。 他经直隶（河北）、河南、陕西、甘肃、新疆5省，历时近半年，跋涉数千里， 虽患目疾，还是认真地考察，颇多感慨，将耳闻目睹，逐日为记，记载了沿途的见闻经历与社会政治经济，名胜古迹与风土民情，还有各地的教育状况。我们不妨分类缕析。 先说沿途见闻经历与社会政治经济。上路伊始，温世霖“经路保定，闻车站聚集学生2千余人，欲劫余回津，解委因不准停车”。 在河南灵宝县南关官驿，晚餐时，河南解委李桂卿无故对着差弁大发雷霆：“你们老爷对温大人得罪的起吗？他在北京骂了庆王爷，连摄政王都怕他。你们老爷是不想做官了！”温世霖听了大为诧异，自思县官并未得罪我，李解委因何震怒，真不明白。向另一解委李晓岩探询，实话相告：“顷间之事，谓之吃差使。藉老兄以诈县官耳”。不一会儿，县署来轿请李桂卿去，其为直督陈夔龙衙门巡捕，县官不敢得罪，只有在供应例规之外多送钱物，并请教如何通知下站，预备供应及增加差费等。温世霖极为慨叹：“经此一闹，大告成功。而下站地方官亦即按照上站溜单办理，以为关照。官场弄手段，可谓神妙无穷，门外汉焉能窥其蕴奥哉。然吏治如此，焉得不亡！”过豫虽只8日， 却使他深感“河南省差徭甚重。予沿途调查，亲身经历，始知所有过往差事，名为由地方官供应，实则征收民间物品车辆，并有折价中饱者。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入陕也是如此：“陕西省差徭亦重。如余以钦犯过境，地方官办差，向里民局索大钱二三百串不等。而其所供应者，不过八人酒筵一二席，车三四辆，差费三五金而已，统计不过二三十串足矣。……闻华州一处里民局，年交官差万余串。苛敛如此，民何以堪！” 途中亦多遇志同道合之士。在临潼，山西籍县令张瑞玑来拜畅谈，一见如故，自云曾参加戊戌变法，康梁失败，谭嗣同、杨深秀等六君子遇害，他亲赴菜市口收敛杨之遗骸，抚恤杨之遗孤。“言次愤慨万状，拍案大呼：‘非大革命不可！’”温世霖称叹：“此老有骨气、有肝胆，且有国家思想。风尘俗吏中而有此人，诚铁中铮铮、庸中佼佼者矣，令人肃然起敬”。晚餐席间张又云：“余不得已就一微官，初谓百里侯，亦可为民造福。不意到任后适得其反，困守樊笼，自由不得，阖衙门书吏、差役上下数百人，即数百家人口，仰给于此数百人之薪资，而此数百人所得之薪资，无一文非扰民害民而来，除衙前一对石狮子无须养活、不扰害百姓耳”。温世霖激赏：“此真一针见血之言，非有胸襟肝胆学识，不能说出也”。在西安，按察使奉上谕竟不许他向天津家中发电报，陕西解委松龙臣系法政学堂毕业，又为旗人，替他请求，也不准。他遇3位直隶同乡， 在陕西高等学堂担任英文教习和德文教习的蠡县人郭瑞甫、段卜臣，在陆军学堂担任教习的河间人朱仔钟，3人来拜， 情谊极殷，纵谈乡谊与国事甚久，冲淡了他的不快。后来，他补记3 君纵谈国事并论及革命秘密组织，郭云200 多名学生中已有三分之一为同志，朱云陆军学生将服从起义。他建议事前多联系绅学两界人才，并介绍临潼县令张瑞玑。郭劝慰他，“陕西秘密进行，至为迅速。半年之后，必有成效可观。大约大驾行抵新疆，即可返辔。余闻之，欣喜非常”。次年十月间，果然在武昌之后举旗响应，张瑞玑被推举为陕西财政厅长，“陕西之政治财政能不紊乱，多此老之力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