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文翁兴学以来，成都一直是四川的学术文化中心。然而，清初兵燹将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书院、文物、典籍焚毁，成都学术文化一度中断了发展。直至近代初期，蜀学仍无振兴迹象，偏狭、无知、闭塞成为蜀士的通病。成都知识界发生变化，蜀学得到恢复与发展，是以19世纪70年代中叶张之洞创办省城尊经书院为开端的。随尊经书院的开办和蜀学的恢复与发展，知识界渴望学习外面的先进文化，渴望对外交流，于是在清末民初（1840—1937年）成都（注：成都：指成都府属地区。据傅樵村《成都通览·成都之形势》记载，近代成都包括成都县、华阳县、双流县、温江县、新繁县、金堂县、新都县、郫县、灌县、崇宁县、彭县、简州、崇庆州、新津县、什邡县、汉州，共16属3州13县。 本文所指成都，就沿用傅说。）与海内外的学术文化交流逐渐发展起来，初步形成了学术文化交流的局面。 一 书籍的交流 由于清初兵燹，蜀刻古籍和木刻书版技术均遭到毁灭。到了乾隆年间，始有“严正古斋”设立，相继开办的有“经元八大家”（注：经元八大家：乾隆年间成都开设的几家木刻书业，多用“经”、“元”字命名，如“耕经堂”、“肇经堂”、“玉元堂”、“一元堂”等，统称为“经元八大家”。），直至光绪二十五六年木刻书业仍占重要地位。大半由刻字铺兼营自刊的少量训蒙读本，约有50家，集中在学道街、青石桥、卧龙桥一带。江西书商于乾隆年间来到成都，最早的为学道街“尚友堂”，后分设了“九思堂”、“志古堂”，贩运《皇清经解》、《十三经注疏》、《粤雅堂丛书》等， 在成都很受欢迎。 道光二十八年（1848）又分设了“志道堂”，并开始运售江浙的一些时务、场屋应试及训蒙书。同治年间学道街被焚，“志道堂”取代总店“志古堂”名称，业务进一步得到加强。光绪丙子年（1876）“志古堂”刊刻了《许氏说文》、《外台秘要》、《盛世危言》、《劝学篇》、《湘军志》等有关朴学和新学的书，很为当时文化学术界人士好评。尤其是尊经书院、存古学堂等陆续开办，该号刊刻和贩运的有关新学书籍更为士林看重。 上海、江浙铅石印新版书籍在成都大规模流通，大概始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上海商务印书馆在青石桥北街开办“成都商务印书馆”之后。成都商务印书馆成立后加入木书业组织并同意以八折优惠与同业往来，因而木书业纷纷代售该馆书籍，该馆业务由此繁荣起来。继起的为1913年开办于卧龙桥川北会馆右侧的“中华书局”。 代售铅石印书籍的成都私营书铺，最早设立的为光绪十年（1884）于东御街开业的“绿野山房”，后有独秀书庄、黎照书屋等十多家于学道街、青石桥、卧龙桥等处开业（注：傅樵村《成都通览·成都之书业》，宣统元年成都通俗报社版。）。它们大多以蜀刻本书籍《四史》、《相台五经》等贩运上海，交换洋版书回川销售，当时称之为“走广商”，换回的有《大题文府》、《小题文府》等袖珍本以及上海点石斋、同文书局、蜚英馆等处石印的书籍。由于这类书内容新颖，销路颇广（注：刘东父《清代成都木刻书业和外省书商的发展》，《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此外，1898年宋育仁创办的蜀学报馆、1903 年傅樵村创办的图书局均注意收集代销中外书报（注：《成都通览·成都之报界》。），傅氏图书局还立了两处阅报公所，供人取阅（注：新樵《四川开官报说》，《启蒙通俗报》（癸卯）第17册。）。傅死后，陈安岳、郑璧成接办“华洋（后改‘阳’）书报流通处”，专销进步书报，如《甲寅》、《新青年》、《向导》等，在成都文化学术传播中作用非同小可，吴虞就曾深受其影响（注：魏峡《陈安岳与“五四”前后的报界》，《成都报刊志》（打印本），57页。）。五四后的祠堂街，又先后创办了“新潮书店”、“我们的书店”以及“北新”、“开明”、“生活”等书店，出售进步书刊和马列社科书籍，被称为成都的“文化街”。 来川的外省书商在成都开业最早的为学道街钱寿乔创办的“点石斋”和樊孔周、高石铭光绪十年（1884）开设的“二酉山房”。除转贩江浙刻本书外，他们还代销上海商务、点石斋、扫叶山房石印的各种书，遍列中外刊物。二酉山房更是进步和反清理论宣传站，出售《明夷待访录》、《戴南山集》等禁书，《天演论》、《民约论》等西欧名著，《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以及康梁、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的著作，《新民丛报》、《民报》等报刊（注：范朴斋《樊孔周与成都商业文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后又有崇文书局、锦章书局等十余家于学道街、青石桥等街开业（注：刘东父《清代成都木刻书业和外省书商的发展》，《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 据《成都通览》，宣统元年“正谊公司”将上海、江浙图书419 种贩进成都销售，“粹记书庄”贩进了145种，“商务印书馆”贩进了632种（注：傅樵村《成都通览·成都之书业》，宣统元年成都通俗报社版。），其中既有传统文化又有西学和江浙近代文化书籍。这不仅有益于海内外先进学术文化的内传，而且丰富了成都知识界的视野，繁荣了成都文化市场，形成了近代成都的几条文化街——学道街、卧龙桥、青石桥及后来的祠堂街。与此同时，成都书商亦将蜀刻本书籍销往江浙、上海。据载，宣统元年成都外售书119套，图书局另外外寄书28套（注： 傅樵村《成都通览·成都之书业》，宣统元年成都通俗报社版。）。尽管外销书品种单一，多为传统文化的再版，但它仍对丰富、繁荣祖国学术文化有积极作用，如廖平学术著作的外传就深深影响了康有为（注：廖次山《经学家井研廖季平年谱》，《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 二 人才的交流 首先，外籍（外省、外国）人才进入成都。 近代时期，旅蜀外省人才有几类：一是到成都经营学术文化产品即书报的外省书商；一是到成都从事教育的外省籍教师；一是到成都来访问、考察、交流的外省专家学者；此外还有来读书、游历、经商等等的外省人才。本文对此不作详细研讨。下面重点讨论外国人入蜀对近代成都学术文化交流的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到内地传教和游历。从此，外国人以传教、考察、游历为名涌入成都。据记载，宣统元年十二月成都城内有外国人100余人（注：《成都通览·成都之成都人》。 ），在成都地区活动的传教士有119 人（注：根据《宣统元年十二月四川洋务局关于外国传教士、从教人数及教产统计表》统计而得。），其分布如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