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为何“让位”给袁世凯？揆诸史实，笔者认为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亦即(1)革命阵营中的妥协倾向何时占据主导地位？(2)孙中山反对议和、反对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他的思想动因又是什么？ 一、革命阵营中的妥协倾向从何时占据主导地位？ 有论者指出：“孙中山原先并不赞同南北议和”。“但后来革命阵营中的妥协倾向占了上风。在内外重重压力下，才不得不有所后退，表示不反对议和”。（注：林增平等主编：《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277页。）其实，革命阵营中的妥协倾向在武昌起义后就已经存在，并在孙中山归国之前逐渐占据了上风。 辛亥革命时期，人们把孙中山和黄兴尊之为革命领袖，并称“孙黄”。武昌起义时，孙远在美国，黄兴在国内完全有掌握革命领导权的条件和时机。李书城曾说：“黄先生是国内唯一的革命领袖，应该负起领导全国革命的责任”。（注：李书城：《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版，第190页。）然而，黄兴并没有利用自己的优势抓住时机，掌握领导权。黄花岗起义后，他避居香港，情绪低落。 武昌起义前，湖北革命党人，曾派居正、杨玉如专程赴上海，邀请黄兴和宋教仁“克期前来，主持一切”。居正与宋教仁、谭人凤交谈后，以同盟会中部总会名义写信给在香港的黄兴，“托吕天民携往，请黄克强速来”（注：毛注青：《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7页。）。10月2日黄兴与吕天民会谈后，认为“鄂中情势更好，且事在必行”。“势成骑虎，欲罢不得”，“若强为遏抑，或听其内部自发，吾人不为之指挥，恐有鱼烂之势，事诚可惜”（注：湖南社科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6-67页。）。黄兴表示不日将前往指挥起义；但是，因筹款耽搁，他没有立刻起程赴鄂。10月10日武昌起义，次日宋教仁得知消息，立即电邀黄兴即刻赴沪，共商大计。黄兴仍未动身，理由是“必待外款稍有眉目，方能前来。”（注：毛注青：《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0页。）10月17日黄兴离开香港，24日途径上海，28日偕同宋教仁抵达武昌。这时黎元洪已被推上了都督的宝座。对黄兴的这一行动论者已有许多评论，有学者“批评黄兴迁延不进”“形成了起义爆发时的领袖真空。”（注：张海鹏：《黄兴与武昌起义》，《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笔者认为：黄兴迁延不进是革命党人丢失革命领导权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黄兴并未失去全部时机。他到达武昌当天，受到热烈欢迎。民军士气大振，遂推黄兴为总司令指挥保卫汉口的战斗。 黄兴被黎元洪任命为战时总司令，位在黎之下。黄兴并没有任何不满意的表示，相反，他被任命之际，立即登台演说，慷慨陈词，敬告革命党人要协同，不要争权。随后，在筹组临时政府，推选大元帅和副元帅时，黄兴十分谦让，不与黎元洪争夺大元帅权位，也不愿以副元帅代大元帅去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平心而论，以黄兴的资历出任正副元帅其中之一职组织临时政府均可掌握实权。黄兴却“一再推让黎都督而以北伐自任。且知孙总理已由美国不日来沪，拟请代表会废除元帅名义，举孙总理为大总统”（注：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05页。）。黄兴为何不争权位和名利？究其原因有如下数端： 首先，太平天国天京变乱的教训当引以为鉴。黄兴被任命为战时总司令登台演说时指出：“自来成大事定大业者，必自己能协力。若自己各存意见，互相枘凿，无论有何种势力，皆不能成事。洪杨之败，前车之鉴”（注：湖南社科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7页。）。他常常告试“革命党兄弟不要再蹈太平天国兄弟”互争权利自相残杀，功败垂成之覆辙。他要求革命党人一要“服从首领”，二要“同生死，共患难，有福不享，有祸同当，不能有丝毫私意、私见、私利、私图”（注：湖南社科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1-212页。）。吸取教训，竭力维护革命阵营内部团结，这是黄兴不争权的原因之一。 其次，儒家传统义利观的影响。黄兴素以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语为训条。平日常以“事苟有济，成之者何必在我”自勉。武昌起义成功，汪精卫在北京获释，因受到袁氏父子的笼络，“汪曾有电致黄兴，为袁关说”（注：毛注青：《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5页。），请黄“举一亲切语相告，以为与袁议和之据”。黄告曰：“难可自我发，而功不必自我成”（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近代史资料》总第6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页。）。1911年12月9日，黄在电文中还说“项城雄才英略”，若能“与民军一致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腐，令全国大势早定”，“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注：湖南社科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4页。）。并说“兴知全国人民决无有怀挟私意欲与之争者”。这正反映了黄兴不居功自傲，以革命事业为上的崇高革命精神。章士钊则指出：“凡此皆先生砥砺自得，深信不疑之辞与泛泛以口头禅欺人者异趣。”（注：章士钊：《与黄克强先生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二）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版，第149页。）就是当时与黄兴因政见不合而时常争论的章太炎也承认：“克强辨义利”（注：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1页。）。可见黄兴因受儒家传统义利观的影响，在武昌起义胜利之际，政权还未建立时，就从未有居功掌权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