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摆脱主观因素的干扰 从国内学术界看，在孙中山研究方面，大陆和台湾都存在着明显的主观因素的干扰，台湾尤甚。 这些主观因素，有来自对孙中山的强烈的感情。学者们往往为亲者讳，为尊者讳，遇到不同记载的资料，一时难以考订清楚，往往采用有利于孙中山的资料，对不利于孙中山的资料或有意回避，或轻率给予否定。例如，1896年“伦敦蒙难”，孙中山是如何进入清朝使馆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不同记载的史料，一是“使馆计诱”，二是“孙中山自进”。此两说都有根据。学者往往采取“使馆计诱”说。又如有关1915年《中日盟约》和孙中山致小池张造信事，是真是假，是需要进行多方考订的。论者往往采取否定的态度，或者回避这个问题。还有，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要党员向他个人宣誓效忠，并捺指印，实行家长式统治。当时反对者甚多。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吴相湘在所著《孙逸仙先生传》中实际上为这件事辩解。吴相湘说： 国民党以数十万党员，实行二次革命，不匝月而先后败亡，实在是团体庞大，份子复杂，意志不一所致。袁于军事结束后，肆无忌惮，逐议员、废约法、任宵小、杀党人、丧权卖国、勾结列强、阴谋帝制，而国民党员之在国内的，贤者死事，不肖者变节，即亡命扶桑的也多堕志他图，投降自首，或倡‘十年后始行革命’之说。孙先生目击心伤，忧愤交集，不忍二十余年艰难缔造的革命主义未达，从此一蹶不振，因决定亲率能挺立战线的党员组织中华革命党于东京。以斯重振革命精神，再举革命大业（注：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第1225页，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82。） 国民党松懈无力，中华革命党要加强化律，加强战斗力，这是正确的意见。问题是：有没有必要实行家长式统治，起码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不宜聚下结论。 主观因素的干扰，还有来自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领袖，是近代爱国主义的旗帜；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思想的集中代表，只能颂扬，不能批评。这样，在孙中山研究的著作中，出现不少难以令人信服的谀词。例如，有一位学者说：“事实证明：三民主义确实是能将中国从根救起，同时也是建设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国最高典则”；也有人说：“孙博士为他自己所设计的一个健全的理论是绝对的正确”（注：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自叙，第1、2页。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82。）。 另一方面，也有个别学者带着强烈的感情成份，给孙中山戴上不切实际的“帽子”。有一本书说孙中山“一再勾结帝国主义”、“私通日、英、德、俄国为友”（注：李敖：《李敖论孙中山》，自序，第2页，台北1987年。）。 也有另一种情况。学者相信一定的意识形态，按照自己固有的理论观点评价孙中山的思想。人们往往对平均主义特别钟情。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对孙中山提倡的民主主义和他拟订的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实业计划”给于高度的赞赏，说它是孙中山“高瞻远瞩”，“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提出来的。但是，这种思想和措施，实行以后，对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究竟起什么作用则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过去人们相信关于个人、阶级、思想、行为的传统理论：个人隶属于某个阶级；个人的行为受思想理论的指导；思想理论又反映他所隶属的阶级的利益。以此作为理论框架来考虑，孙中山的思想理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它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当早期孙中山发动革命，提出“创立合众政府”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又是什么样子呢？这个问题就很难讲清楚了。19世纪末，中国有没有出现资产阶级还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早在1981年陈锡祺就敏感地觉察出这是一个难题。他说：“孙中山早期思想的阶级基础问题，迄今未得到较彻底的解决。”（注：陈锡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第315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4年。）在传统理论框架指导下，这个问题的确是很难解释清楚的。 以孙中山为国家为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教育人民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今后仍然需要。孙中山有关世界潮流、国情、国家统一、对外开放、现代化道路、国家监察、官员廉政等方面的思想与实践对当前中国四化建设都具有借鉴作用。但是，这一切研究都必须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 摆脱主观因素的干扰，不等于说历史学家没有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没有判断历史是非的标准。历史学家在主观上总会有自己的指导思想或者说理论框架，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总有自己的判断是非的标准。否则，历史学家就不可能理清复杂纷纭的历史现象。从根本上说，这种指导思想、评价标准应该是：是否推动了，或者是否有利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历史的发展和进步是多方面的，它包括经济发展、政治进步、自然环境改善以及人自身素质——思想道德、文化科学知识水平的提高。 历史学家受到主客观多种因素的限制，他们的认识往往是相对真理。当历史学家发现自己的不是和错误时，及时充实自己的不足，修正自己的错误是很重要的，这也是实事求是的学风。 二、将具体分析与综合研究结合起来 对孙中山思想研究的成果，多数属于具体问题的分析。正如朱政惠所说：“孙中山研究的真正进展，还在于若干具体问题研究的深入”（注：朱政惠：《面向未来的孙中山研究——近二十年的情况和前瞻》，载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编：《孙中山与现代文明》，第649页，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具体问题的分析当然需要，但还要进行综合研究。所谓综合研究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孙中山的某一个具体问题要联系到这个具体问题的前因后果，左右前后的各种关联，从多方面进行综合性的观察；二是对孙中山一生的思想活动要联系到整个社会发展，从总体上进行综合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