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近代史，可以看到一个闪光耀眼的名字——容闳。他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驱，是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和外交家。有关他的留学活动、教育思想，已有论著介绍，本文只阐述容闳一生思想和实践的两次飞跃。 一、从洋务派向维新派的转变 容闳出身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当时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已经走向衰落，危机四伏。容闳13岁时，爆发了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其家乡广东香山县南屏乡首当其冲受到外国侵略势力的冲击，对他青少年时代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容闳少年时代先后进入英国传教士在澳门、香港办的学校读书，后来在外国教会和香港英商的资助下到美国读中学、大学，1854年毕业于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可见，容闳青少年时期受到的教育，与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迥然不同，基本上没有受中国封建传统教育影响，而纯然接受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因而容闳早期的思想，即打上了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烙印，较少有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 容闳虽然完全接受到的是西方教育，但有着一颗强烈的爱国心，决心“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注：容闳著：《西学东渐记》，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第27页。）。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在美国谋得一个优裕的职业，而是毅然回到了贫穷落后的祖国，以效报国之志。 容闳回国后，为自谋生路奔波了七八年，曾给美国驻华公使当私人秘书，先后在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当通译，曾任几家洋行的职员，并访问了太平天国辖区及首都天京，向干王洪仁玕提出充满资产阶级思想的七条改革建议。经过考察，他看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因在于“满洲政府之政治”的没落腐败，但也看到了它消极的一面，进而认为太平天国不能取代清王朝建立全国政权，也难以实现自己的救国抱负，遂返回上海从事经营茶叶等活动。 1863年初，容闳经在曾国藩处当幕僚的友人的介绍，投奔曾国藩。当时曾国藩正在策划镇压苏、渐、皖一带的太平军，他很看重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打算创建一座机器厂，引进外国设备，仿造洋枪洋炮等武器。当曾国藩从自己的幕僚处得知容闳的学历后，很感兴趣，拟招其面谈。容闳获悉曾的意图后，欣然前往，从此投入曾国藩的麾下。通过两次面谈后，容闳对这位洋务派的开山鼻祖，很是佩服，“一见即识之不忘”，“奉为泰山北斗”。他敬佩地说：“文正一生之政绩，实无一污点。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故其身虽逝，而名足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注：容闳著：《西学东渐记》，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第87页。）面谈后，曾国藩利用容闳在国外的关系，正式任命他为出洋委员，赏给五品军功，拨付大笔资金，派他出国购买机器。从此，容闳正式成为清政府的一名官员，也是洋务派的一名重要成员。此后的20多年间，他积极从事洋务运动。 容闳身负着曾国藩的重托，经欧洲辗转来到美国，当时正值美国南北战争，他经过一年艰辛，购得机器一百数十种运回国，于上海高昌庙装机建厂，是为江南制造局。容闳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曾国藩赞赏并向清廷奏请授予五品候补同知官衔。1866年，曾国藩参观江南制造局，容闳陪同参观并为之讲解，曾国藩颇为赞许。容闳趁机建议在厂旁设一兵工学校，培养人才以备将来代替外国技术人员。此议也得到曾国藩的批准而施行。随后，又在江南制造局设翻译馆，十余年间翻译国外书籍百余种，其他洋务企业群起效仿。“江南制造总局遂蔚然成为洋务与西学重镇。中国之有现代建设与巨量之西学译述，盖自此始。”（注：罗香林：《容闳与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启发》，载《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00年1-6月），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第45页。）由此可见，容闳和曾国藩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容闳对曾国藩推崇备至，曾对容很信任并予以重用。随后，容闳与另一洋务派官员、江苏巡抚丁日昌交往甚密，一度成为丁的幕僚。 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与容闳也有密切关系。1867年容闳草拟条陈四项托人代奏朝廷，其中第一项即为“组织一纯为华股之合资汽船公司”，第三项“开采矿产”与“兴筑铁路”。“惟其后朝野所办洋务，多以容氏条陈为引端。如招商轮船公司之设立，即以容氏条陈为起因也。”李鸿章在建议设轮船招商局时，即援引“同知容闳，创华商造船章程”。这说明，“招商局之所由设立，即以容氏主张为始基也”。容闳开矿筑路的建议，也相继被洋务派所采纳，“李鸿章于光绪四年（西元一八七八年）尝集银二十七万两，于天津创设开平矿务局，专办煤矿；张之洞于光绪十六年（西元一八九0年），创设汉阳铁厂，旋即开采大冶铁矿。李张二人固皆重视容闳氏，尝与商讨洋务，而受其影响者也”。另外，“中国之有新式银行”，亦即清朝后期所设大清银行，“推原其始”，“亦自容氏所倡导也”。总之，自1863年容闳投入曾国藩麾下，到“戊戌政变前，所创立与倡导洋务建设之较著者也”（注：罗香林：《容宏与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启发》，载《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00年1-6月），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第46-47页。），这个结论是符合实际的。可以说，容闳是洋务运动在思想上的倡导者和忠实执行者，但他并非是推行洋务运动的实权派和决策人物，因此，容闳对洋务派的主要官员更多的是在思想上影响他们，而未起到决策性作用。 另外，容闳与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员也有些直接交往，并一度得到他们的信任和重用。如1873年春，容闳“为了将美国新出的格特林炮输入中国，曾特返国谒直隶总督李鸿章，经李鸿章同意，订购五十尊”（注：《中国前途的探索者——现代中国思想家》，台湾巨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329页。）容闳回国不久，李鸿章又委托他参与南美洲秘鲁专使来华招募华工交涉事宜，并秘密派他到秘鲁调查华工情况。容宏与秘鲁专使交流及其赴秘调查，用大量事实揭露了秘鲁迫害华工暴行，维护了华工的利益，坚决拒绝了秘鲁继续在华招募华工的图谋。他的主张得到李鸿章的采纳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