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1818-1891年），字伯琛，自号筠仙，晚年又号玉池老人，湖南省湘阴县人，是在反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崛起的湘军地主阶级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集团创业者群体的核心成员。史称的“自强运动”或“洋务运动”，是湘军集团军事、政治活动的组成部分；史称的“自强思想”或“洋务思想”，亦即是这个集团意识形态的衍生形式。战胜太平军后，湘军集团创业者群体大都占据权力要津，史称“中兴名臣”，又称“洋务派”。 由于个人因素，郭嵩焘在这个集团军事、政治活动领域，包括洋务活动领域，成效不大，因此当权的地位不甚显要，时间也不算长，特别是不具连续性。但是他在这个集团中的地位和身份，却是不同一般。他不仅是这个集团创业者群体的最早成员之一，而且对于集团创业的必要性和坚定性的认识，最初也在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之上。只是他在个人行动的坚持性方面，却远逊于曾、左、李和其他创业者们，治事能力也不如这些人。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他特别喜欢突出他在集团意识形态方面的理论家地位。在表达能力上，在系统化上，也确实仅在曾国藩之下。而且由于曾国藩相对地早逝，没有活到洋务运动的高潮时期，郭嵩焘在李鸿章实际接管集团领袖地位之后，其在集团内部的意识形态代言人地位和对集团外部的意识形态发言人地位得以确立。 李鸿章推行的洋务政策，实际就是郭嵩焘洋务思想的体现。其不同处在于李鸿章主要考虑的是政策的可行性，而郭嵩焘主要考虑的则是意识形态表达的完整性；而任何意识形态的表达，均具有理想主义成分。但两者的中心指导思想则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必须与进入中国谋求利益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妥协。固守“夷夏大防”前现代化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力量便把他们两个人看作是“汉奸”。由于这些力量无法动摇李鸿章的当权地位，尤其是提不出另个可行的涉外政策，对李鸿章的攻击不能不限于暗流蜚语，对郭嵩焘则可以放手打击。不仅呈请朝廷严惩，而且发动群众围攻，直至以抄家相威胁。由于慈禧太后是在这两种政治力量之间搞平衡的一位高手，当1891年郭嵩焘去世，权势炙手可热的李鸿章情意恳切地奏请为郭嵩焘赐谥立传时，朝廷竟然不予照准，害得郭嵩焘盖棺都无法论定。1900年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竟有呈请朝廷予以开棺戮尸者，自然也是不了了之。 当历史出现抵抗外国入侵者的可行性方策时，在他们身后的研究工作中，李鸿章仍不免卖国投降之名，而郭嵩焘的理想主义设想，却构成了一笔可贵的文化遗产，赢得开明、乃至“超前”、“超时代”的美称。 一、郭嵩焘研究中的文化趋同现象 蒋廷黻与郭嵩焘研究 以现代观点对待郭嵩焘的最早一位研究者可能是时任南开大学教授的蒋廷黻先生。蒋廷黻，湖南省邵阳县人，是中国近代史这门学科的最早开拓者之一。1923年，他初自美国学成归国，应聘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首创开设“中国近代史”这门课。后即以授课讲义为基础，于1938年出版了最早以鸦片战争断代的一部《中国近代史》。早在1928年，他即商同另一位南开大学教授何廉先生准备购買郭嵩焘遗著手稿《绥边徵实》。惜郭氏后人已将此书稿作为遗产分割各处，因产权不一，收购未果。抗日战争初期，以学者从政已入朝为官厕身外交界的蒋廷黻更念念不忘他这位乡先贤。在重庆，又敦请任教中央大学的历史学家郭廷以先生编写郭嵩焘与曾纪泽的传记。郭先生“深感为他们写传不易，未敢轻于应允”。1958年，蒋廷黻在纽约的联合国为台北小朝廷苦撑门面，但对于此事仍复未尝或忘。向郭廷以重提旧事。又十年，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这位资深学者，始于1969年编定了目前研究郭嵩焘的必备参考书《郭嵩焘先生年谱》，传记则仍付阙如。 蒋廷黻以代鸦片战争中的主和派琦善翻案而不见谅于左翼史学界久矣！《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发表于1931年11月在北平出版的《清华学报》第6卷第3期。时正“九一八”之后两个月，其不合时宜可见。但却与郭嵩焘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贯主和论前后呼应。所以，蒋廷黻之心仪郭嵩焘，绝不止于评论一位历史人物时的传记笔法而已。他是一位外交史家和外交活动家，是众所周知的，但多或以为他是崇尚西洋外交思想者，其实未必尽然。他还是一个宗奉郭嵩焘外交思想的活动家。《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中，有这样一句学理性的话：“外交的元素不外‘理’与‘势’。”这不是蒋廷黻在美国大学课堂上学到的，而正是郭嵩焘反复强调，一再阐述的外交哲学。 心仪郭嵩焘的人，不止于史学界和外交人士。最早动手撰写《郭嵩焘传》的人，既不是历史学家出身的外交大员蒋廷黻，也不是以历史学家终身的学者郭廷以，而是开创了战后台湾经济新局面，有“中国的艾哈德”之称的尹仲容。尹也是湖南邵阳人，身后萧条，性格与官场际遇颇近郭嵩焘。然而他的事业却与郭嵩焘生前与身后被时人和后人注视的主要事业从不搭界。除了对郭嵩焘这位乡先贤人品的孺慕之情以外，想必是郭嵩焘的经济思想也引发了这位实干经济家的共鸣。有文章说：“尹仲容是以郭为师，何尝不是以郭自况。”（注：吴伯卿：《尹仲容与郭嵩焘》，台北《畅流》杂志第43卷，第4期，1978年。）不无道理。而蒋廷黻又何其不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