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1999)02-0082-05 郭嵩筹(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年号玉池老人，学者又称养知先生。湖南湘阴人，道光进士。官至署广东巡抚，兵部左侍郎，兼充出使英国大臣，为晚清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 郭嵩焘的研究是从他去世之后不久就开始的。1892年，即郭嵩焘去世的第二年，其遗稿就由王先谦等人编为《养知书屋遗集》刊行。内容分为奏疏、文集和诗集三个部分。其中奏疏十二卷、文集二十八卷、诗集十五卷。郭嵩焘赴英途中50余天的日记，冠以《使西纪程》的名称由总理衙门交同文馆“检字刷印，藉以传示考求洋务者”。不久因何金寿奏劾，有诏毁板，但又为《万国公报》在1877年6月2日—8月4日予以连载，流布甚广；它还曾被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玉池老人自叙》写成于1889年，1893年在长沙刊出；由俞大纲收藏的《玉池老人自叙未刊稿》则发表在1937年7月出版的《史地杂志》第一卷第二期上。《中和月刊》第一卷十二期和第五卷二期则收集了一些郭嵩焘的手札。至于其学术方面的论著，诸如《大学章句质疑》、《中庸质疑》之类，其生前就由思贤讲舍进行过系统刊刻。郭嵩焘有关史料的初步整理和印行，为这一时期郭嵩焘的研究创造了条件。最早对他进行评说的是著名维新思想家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梁启超将魏源、曾纪泽和郭嵩焘并称为“中国首讲西学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则论述了郭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清儒于《礼记》，局部解释之小书单篇不少，但全部笺注，尚未有人从事。其可述者，仅杭大宗（世骏）之《续札记集说》……次则郭筠仙（嵩焘）的《礼记质疑》，对于郑注所匡正不少。”梁还对当时尚未有一本郭嵩焘的年谱，表示惋惜。“余如陶文毅、林文忠、郭筠仙、李文忠等，似尚未有谱（？）颇可惜。”因为“学者之谱，可以观一时代思想；事功家之谱，可以观一代事变，其重要相等。”并再一次称赞郭嵩焘是“当时最能了解西学”的人。其次是蒋廷黻。蒋在其《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对郭嵩焘的出使及遭诟骂等多所论列。他指出，郭嵩焘自跟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办交涉之后，就有了“根本觉悟”，“知道中国非彻底改革不可”。他认识的深刻性远远超过发起洋务运动的恭亲王。出使英法，“他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经济社会。他觉得不但西洋的轮船枪炮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学习。他发表了他的日记，送给朋友们看。他常写信给李鸿章，报告日本派到西洋的留学生不限于机械一门，学政治经济的都有。他劝李鸿章扩大留学范围。他的这些超时代的议论，引起了全国士大夫的谩骂”。“他是全国最开明的一个人，他对西洋的认识远在李鸿章之上。” 上述两位大家对郭嵩焘的研究不光对后来的研究工作做了铺垫，而且颇具启发意义。 此外，在民国时期还发表了几篇研究文章。数量不甚多，倒也论述周详，切中肯綮，值得一叙。柳定生所撰《郭嵩焘传》一文，“举其生平概略，藉窥其赞佐中兴之功，针砭时俗之论。”郭嵩焘的“针砭时俗之论”包括：“论交邻之道，谓当一秉至诚，不可复以夷狄事之”；“论洋务以兴办实业为上，而谓兵制之仿习，不妨稍次”；“其论教案，则尽祛客气，从分别民教之良莠，为根本弭衅之方”；“其论对外交涉也，则不主轻构兵衅，但求于根本能得制胜之术”。彭泽益《郭嵩焘之出使欧西及其贡献》一文，不仅交待了郭嵩焘出使欧西的背景、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详述了郭嵩焘在出使西洋以后对其政治经济的研究，对中西文化的较为客观的比较介绍，“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尤具有极大的贡献”。他“提倡西洋文化，建设新国家的主张”，虽不为李鸿章完全采纳，但却做了康有为梁启超一般人“思想上的先声”。该文还就中国近代外交行政机构的建立完善、使领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外交人事行政三方面谈及郭嵩焘的外交成就。 解放后的30年里，郭嵩焘的研究几近空白，这期间台湾学者倒是走在了前面。著名学者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首次将《玉池老人自叙》、《郭侍郎奏疏》、《养知书屋文集诗集》影印出版。郭廷以、尹仲容、陆宝千等编的《郭嵩焘年谱》（上下），引征档案、文集、方志、报刊等中西文献近200种，具有极高的史料和应用价值。陆宝千在他的《清代思想史》中还辟有专章，不仅详细论述了郭嵩焘洋务思想的内涵、表现形式及形成原因，也客观地指出“郭氏之洋务思想，正而不谲，持之以肆应于‘无理性’之国际社会之中，实嫌不足”。 就中国大陆学者而言，研究郭嵩焘是从80年代开始的。标志之一是郭嵩焘著作的系统整理出版；之二是学者们对郭嵩焘进行了细致而广泛的研究，发表或出版了一批有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并在此基础上就许多重要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史料的整理 日记、奏稿、文集。日记、奏稿、文集从来就是人物研究的第一手资料。郭嵩焘的奏稿、诗文集于1892年首次刊出后，仅在台湾影印过一次，日记中除《使西纪程》发表过外，其余概未刊行过。湖南人民出版社古籍室组织人力对湖南省图书馆收藏的郭嵩焘日记手稿进行了认真的整理、点校，将咸丰朝日记、同治朝日记各编成一卷，光绪朝日记则编成二卷，总共四卷，分别于1981年5月、1981年11月、1982年10月、1983年10月由该社依次出版，是为郭嵩焘日记首次面世。1984年11月，岳麓书社将郭嵩焘光绪二年至五年的日记（基本等同于《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的内容）按月分为30卷，起名为《伦敦与巴黎日记》，作为《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十种图书中的一种，正式出版发行。而该书绪论部分的导读性文章《论郭嵩焘》当可视为80年代以来有关郭嵩焘研究的代表作，其作者钟叔河在重新引起人们对郭嵩焘研究的兴趣方面功不可没。1983年7月，岳麓书社出版了《郭嵩焘奏稿》。该书是《养知书屋遗集》的“奏疏部分”，经过杨坚等人的校补后，内容有所增加。1984年10月，岳麓书社又出版了《郭嵩焘诗文集》。该书为《养知书屋遗集》的“文集”部分与“诗集”部分的合集。内容上没有做任何增减，只是采用横排，标点分段并稍加订正而已。这样，《养知书屋遗集》在1892年印行了第1次之后，历经一个多世纪在中国大陆地区分为两部分又重新出版了。在研究专著方面，迄今为止，仅有曾永玲撰著之《中国清代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大传》一种问世。这些史料的出版和重新印行，为郭嵩焘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推动了郭嵩焘研究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