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作为“同光中兴名臣”，主持晚清外交数十年，处理了一系列涉外事件。1863年1月发生的白齐文事件是李鸿章初崛政坛，作为封疆大吏处理的第一件涉外事件，此事对李鸿章以后主持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拟以白齐文事件为肇始，对李鸿章处理涉外事件的原则和方法作一番探讨。 一 1860年，太平军第二次攻破清军江南大营，又乘胜攻克了苏州、常熟等地，向上海逼近。上海的官僚、地主、买办大为恐慌，“借洋兵助剿”已成为上海官绅的一致要求。这时，美国人华尔提出建立一个洋枪队，并得到上海官绅的赞成。1860年6月，洋枪队组建，华尔任统领，白齐文和法尔思德任副统领。 白齐文1836年出生在美国南方的北卡罗纳来州新伯恩城(New Bern)，是一名美国冒险家。他的父亲曾在拿破仑麾下当过一名军官。白齐文年轻时曾当过邮务员，干过报纸编辑工作。后来觉得平淡无味，便辞职不干，开始了漂泊流浪的生涯。他游历过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到过吉达、伦敦，后又设法来到中国。当上洋枪队副统领后，白齐文协同华尔进攻青浦、高桥镇。他作战勇敢，屡次受到清政府奖赏。1862年4月，他禀文“愿为中土编氓”（注：《吴煦档案选编》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0页。），获清廷恩准。9月，洋枪队统领华尔在浙江慈溪战死。华尔死后，白齐文受“英国海军提督何柏推荐，并且获得英、法公使的坚强支持”（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90页。），被总理衙门任命为“常胜军”统领，受李鸿章节制。这就使李鸿章面临着怎样同一个桀骜不驯的外国人打交道的问题。最初，李鸿章对白齐文“曲意笼络”，企图使之为其所用。然而，白齐文不象华尔那样容易驾驭。李鸿章上奏说：“白齐文恃有英国势力袒护”，“肆横”、“跋扈”、“狂悖”（注：《白齐文滋事撤换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第47页。），“难以指挥”（注：雷禄庆：《李鸿章新传》，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488页。）李鸿章为此商请驻华英陆军司令士迪佛立，“恳求他调走白齐文，改以英国军官代白齐文管带‘常胜军’”（注：《太平天国史译丛》第3辑，第196页。）。他还抱怨白齐文带领下的“常胜军”开支庞大，并指责白齐文及其部下干预松江民政、劫掠乡民等不轨行为。但士迪佛立说他无权答应这一请求。由此，李鸿章和白齐文的关系逐渐紧张。1862年9月，“常胜军”配合淮军攻占了青浦、四江口。此役“常胜军”出力颇多，但李鸿章担心白齐文居功自傲，有意排挤白齐文，把功劳都归于程学启和淮军，只字不提白齐文，这更使白齐文大为不满。 1862年秋冬之际，白齐文和李鸿章之间的争执趋于白热化。李鸿章命令吴煦、杨坊督带“常胜军”助剿金陵，白齐文以两个月未发放军饷为借口，迁延时日，迟迟不肯启程。吴煦再三致书杨坊，要他“督饬白齐文赶雇轮船，整备枪械”（注：《吴煦档案选编》第2辑，第380页。），“驰赴金陵援剿”。但白齐文对李鸿章、吴煦等的遣令置之不理，却从上海回到松江，“将城门关闭，欲率勇抢劫饷银”（注：《白齐文滋事撤换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后经参将李恒嵩暗中设法劝谕，“各勇始一哄而散”（注：《白齐文滋事撤换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白齐文旋即回到上海，对杨坊表示他不愿赴金陵，准备辞去差使。杨坊责以大义，白齐文不听，怫然回到松江。1863年1月15日巳刻，白齐文带“常胜军”数十人赴上海杨坊家中，“将杨坊鼻、头、胸膛打伤，吐血不止，并将发饷之洋银4万余元抢去”（注：《白齐文滋事撤换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李鸿章闻讯，当即以“劫饷殴官、不遵调度”之罪，宣布撤去白齐文“常胜军”统领之职，“并悬赏5万两缉捕之”（注：金毓黻、田余庆编：《太平天国史料》（下），《清方文书中外记载》，台湾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339页。）。而白齐文则声称：他是“奉旨”统领“常胜军”，李鸿章无权处分他，其革留与否，应听候谕旨定夺，“常胜军”现仍须归他统带（注：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5页。）。为达到继续统领“常胜军”这一目的，白齐文于1863年2月亲自从上海赴北京，向英、美驻华公使及清廷申诉，要求复职。此时，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极力袒护白齐文，声称：“奕听信李鸿章一面之词，疾速行文与李鸿章，拿白齐文治罪。”（注：朱士嘉：《蒲安臣致奕照会》，《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5页。）认为：“中国若待白齐文极其公道，必将伊起用。”（注：朱士嘉：《蒲安臣致奕照会》，《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8页。）并以白齐文是美国人为由，企图行使治外法权，拒绝让李鸿章按照中国法律惩治白齐文（注：朱士嘉：《蒲安臣致奕照会》，《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5页。）李鸿章针锋相对地指出，白齐文曾经禀文愿为“中土编氓”，已获旨准，违法犯科，“自应照中国之法治罪。以杜后患，而儆其余”（注：《白齐文滋事撤换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
